现代自由民主思想到底怎么来的？

——源头是《圣经》，不是古希腊

关于世界民主历史，很多同学看法一致，认为民主最早诞生在古希腊城邦国。后来古罗马借鉴希腊，建立共和国。罗马灭亡后，基督教会控制欧洲，愚昧守旧，把欧洲推入漫长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期间，西欧从伊斯兰世界获得古典文献，重新发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从而崇尚理性和科学，打破宗教控制与压迫，建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最终促成美国和法国革命，建立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所以同学们认为现代自由民主的思想源头是古希腊。

但这套历史观里有多个关键细节禁不起推敲。不久前我讨论过【1】，现代民主起始于17世纪上半叶，英国清教徒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建立殖民地，实行初级民主政治。之后一百多年里，这些殖民地在思想与制度上不断创新，终于在1776年联合起来，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从此以后，这个制度以美国为中心，向全世界传播。在美洲民主诞生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关键实践者与思想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新教徒，唯《圣经》论者。他们万事依据《圣经》，建设民主的思想也来自《圣经》。他们了解古希腊，但认为其缺乏正义与自由，不可作榜样，只可作反面教材。

一 为民主思想溯源

英国清教徒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美洲，是为了追求神，并不是为了建设民主。民主只是他们追求神过程中的副产品。1516年，马丁路德开启基督教改革，挑战主导欧洲千年的罗马教廷。从此欧洲分成天主教与新教两大阵营。1534年，亨利八世带领官方英格兰教会整体转入新教阵营，点燃全社会信仰热情，让本来偏远落后的英国变得生机勃勃。当时法律规定，每个英国人都是官方教会成员。“清教徒”泛指与官方教会观点不同、认为它改革不够的人。随基督教改革不断深入，清教徒人数越来越多，但始终是少数派。

新教用批判目光审视旧世界，包括罗马教会，也包括传统政府。16、17世纪西欧新教思想家们希望按神意重建政治。他们查阅《圣经》，并参考犹太教经典文献，很快在《摩西五经》中找到了一套政治原则。《摩西五经》就是《旧约》前五篇，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一般认为作者是摩西，但除去《申命记》最后八节。

神赋人权

《摩西五经》中第一个政治原则就是神造人，并赋予人权利：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造了亚当和夏娃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世纪》1:26, 28)

按现代语言，神按自己的样子造人，让人作为神的代表，为神管理世间一切。人与其他生物都生存，但人有其他生物没有的尊严和权利，因为只有人是按神的样子造的。

希伯来共和

《摩西五经》后四篇讲述犹太人逃离埃及，领袖摩西在路上接受神启，获得“摩西律法”的故事【3】【4】。犹太人在埃及做奴隶，不可能有自己的社会或政治制度。神指示摩西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并保证他们将得到肥沃的迦南地，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附近。作为交换条件，犹太人发誓奉神为王，并遵守与神签订的一系列契约，就是“摩西律法”，共613条，包括著名的“摩西十诫”。这套律法内容广泛详尽，覆盖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含一套政治体制：

图1. 犹太民族第一个政治制度框架图。其中神是君王，权力无限，任期无限，采用成文的契约方式统治犹太国。君王下设教会与政府，二者总体互不干涉。政府之下分设行政长官和大犹太公会，互相制衡【6】。

只看表面，神为犹太人建立了传统君主制。其中神最高，权力从上而下。17世纪英国发生清教革命，君权受到挑战。保皇派理论大将菲尔默(Robert Filmer 1588－1653)以这些《旧约》经文为基础，论证君主制的合理性。其代表作《父权制》(Patriarcha，1680，作者去世后出版)中依据“神造亚当、委任他代管世界”等教义推导出“君权神授”，认为君王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亚当是最早的君王。神赋予亚当的权力，由后世君王继承。

但更多新教徒思想家发现图1实际是共和制。因为神不是人，所以图1中没有大权独揽的人。在手握权力的人中，行政长官、大犹太公会、和教会分割最高权力，构成互相制衡。神用律法统治人，就是法制。很多古代民族也有法律，比如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所有法律条文本身都不具备统治力量，它的力量必有其他来源。其他民族的法律依靠血缘或武力维持，只有犹太律法依靠信仰。犹太人因为坚信神，所以遵守律法。并且犹太律法是人与神自愿签署的，所以本质与现代宪法一致：

奉神为王的君主制 = 立宪共和制

荷兰基督教学者昆涅斯(Petrus Cunaeus 1586–1638) 总结，“ 希伯来国可以作为理想共和国的典范。它的法律对应自然法，它的社会精神直接源自神对正义的要求，它的政治制度不是君主制、寡头制或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度。它的议会(犹太公会)和首领们(士师)把神赋予的律法用于现实社会状况之中。”

名词解释

上文中昆涅斯把民主制与共和制分开。在19世纪之前，“民主”一直是个贬义词，代表乌合之众统治社会，或暴民政治。早期新教徒追求共和制，其含义包括分权与制衡，代议制政府，保护个人基本自由与权力等，但不强调人人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美国宪法》体现共和制，并以多种方式预防乌合之众的危害，比如设两院制议会等。从19世纪开始，在废奴、女性投票权等运动推动下，西方共和制度里的民主成分越来越多。到了今天，民主与共和已成为同义词。下文中除特别说明，民主制与共和制通用，都代表现代自由民主制度。

本文大事年表

本文综述民主历史，涉及众多历史事件。为方便阅读，以下是大事时间表，作为全文参考。

图2. 其中《圣经》事件的时间依据“《圣经》字面主义时间表”(Biblical Literalist Chronology)。

现代民主政治学源自《圣经》

图3. 研究希伯来共和制的三位早期重要学者。左，西古尼乌斯(Carolus Sigonius，约1524－1584)，活跃于威尼斯共和国，人文主义学者，教授。中，昆涅斯(Petrus Cunaeus 1586–1638)，活跃于荷兰共和国，神学家，教授。右，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活跃于荷兰共和国，神学家，人文主义者，国际法及海洋法鼻祖，也是犹太教经典文献方面的专家。

第一个提出摩西律法中包含共和体制的人是意大利的西古尼乌斯。他在1582年发表著作《希伯来共和制》，从此掀起新教思想家研究古代犹太人政治的学术热潮，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成为17世纪政治学界最热门领域，相关著作超过百篇。几乎每一位那个时代的政治学者都就此论述过，其中最著名的出自荷兰学者昆涅斯，书名也是《希伯来共和制》，出版于1617年。希伯来共和制还有其他名字，包括“基督徒共同体”( Christian Commonwealth)、“摩西宪法”(Mosaic Constitution)、“犹太政体”(Jewish Polity)等。

图4. 洛克《政府论》上篇与霍布斯《利维坦》的目录。在《圣经》中寻找政治思想的基础，是17世纪新教世界里的主流。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都是这个大潮流的产物。

《政府论》与《利维坦》都是政治学经典名著，为现代民主提供理论基础。《政府论》上篇的每一章都在讨论神造人、并赋予人特别权利与地位，几乎每个标题里都有“亚当”的名字。洛克论证的起始点就是《圣经》。他驳斥菲尔默的《父权制》，认为神给予亚当的所有，不止传给后世君王，也传给每个人，所以每个人都天生拥有神圣的尊严与权利。《利维坦》第三部分标题就是“基督徒共同体”，意思是“基督徒共和国”。其论述基础是整本《圣经》，其中神造人和摩西律法是关键点。

a. 天赋人权

神赋人权，几千年来在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圈里是常识。基督教改革后，学者们争论“神赋人权”中的“人”是谁。菲尔默认为是君王，而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等认为是每个人。狄德罗、卢梭等继承了“人人生而有自由与权利”的观点，但认为给予人自由与权利的不是神，而是自然。中国精英们不信神，所以不理解洛克，更理解卢梭，于是追随卢梭思想，推崇“天赋人权”。

但不信神，天赋人权就不成立。法国大革命实践卢梭理论，抛弃基督教，崇尚普遍意志，追求人民利益。他们很快发现，为了这个高尚目标，他们需要剥夺部分人的自由与权利。道理很简单，只要你追求具体的人民利益，就会侵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成为你的敌人。你已抛弃神。为了你认为最高尚的目标，你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剥夺敌人的自由与权利。你认为这代表自己革命态度坚定，旁人认为你无恶不作。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最开始杀教士与贵族，很快就转而杀原本的革命群众和积极分子，到最后他几乎杀光革命领导层。这些都出自他维护人民利益的真诚决心【2】。

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天赋人权没有意义。天是什么？真空与星座。自然又是什么？风、马、草木、石头。这些东西怎么可能给予人权利？如果天与自然不能，还有什么东西可能给予人固有权利呢？没有了。推论就是，人没有固有权利，所有权利都是后天的，社会性的，包括生命、自由、与机会。那么平民家的孩子就应该比权贵家的孩子机会少，孤儿的命就应该比其他孩子的命贱。在信奉唯物主义的社会里，社会现实就是如此。相对比，基督徒相信神，所以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基本权利，于是努力帮助天然弱势的孩子。

b. 社会契约理论

从清末开始，中国学者就重视西方社会契约理论。严复和胡适等都熟知霍布斯的《利维坦》和洛克的《政府论》【1】。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们与之相关的论述汗牛充栋。但几乎无人正视这套理论的基础是基督教。

很少人知道，社会契约的概念并非由霍布斯首创，而是来自《圣经》。《圣经旧约》就是犹太教经书。社会契约理论诞生前，犹太社会已有数千年历史，一直是契约社会，非常成熟。也没人提醒国人，公民广泛信神是契约社会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比如犹太人对神非常虔诚，所以才可能长期维持契约社会。如果大家都不信神，维持社会契约的成本太高，自由社会做不到，只有专制警察社会才可能。

国人中信神的太少，即使顶级学者也不懂基督教，更不懂犹太教，所以对如此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造成中文学术界、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透彻理解民主，中国民主化也就无从谈起。

c. 分权与制衡

最高权力分割与制衡是希伯来共和的明显特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The Republic, by Plato around 375 BCE)提出理想政治制度，其中也包含分权与制衡，但时间上远晚于希伯来共和。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以《圣经》为依据，提出平民与贵族之间应该在政体中分割权利，互相制衡。英国清教徒遵从加尔文思想。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殖民地都按加尔文的思路设置政府。马赛诸塞湾、康涅狄克、罗德岛等都设置总议会(General Court)与行政主管(Governor)。前者由普通成员选举产生，行驶立法与司法权责，体现加尔文所说的平民意志。后者由议员选举产生。议员们类似加尔文所说的贵族。议会与行政主管分权，互相制衡，目的是避免独裁，同时也避免乌合之众主导政治。

我以前讨论过【1】【2】，加尔文很可能是对现代民主制度诞生贡献最大的思想家。他主要关注神学与教会管理，而不是政治学或政府。而且他的很多想法后来被其他学者更精细和具体的观点覆盖，所以本文不再特别介绍他。

17世纪中期，英国本土爆发清教徒革命，成立共和政府。其设置既体现加尔文思想、也考虑英国传统，包含护国公(Lord Protector)、国务会议 (Council of State)、和议会(Parliament)，职责分别是国家首脑、行政、和立法。洛克《政府论》总结英国本土与美洲殖民地经验，把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邦权，三者互相制衡。其中联邦权主管国家对外事务，包括外贸、外交、与国防。

图5. 左，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思想家，本名夏尔·德·塞孔达(Charles de Secondat)，爵位是孟德斯鸠男爵。中，《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孟德斯鸠代表作。右，他的名句，“铭刻在人心中的基督教原则，远比君王的荣耀、共和国的仁德、或专制政府的恐怖都更强大。”

现代民主制中的三权分立原则出自《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改进洛克的想法，把国家权力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套思想强烈影响美国国父们。在当时的英国，司法权被列在行政权之下。在讨论起草《美国宪法》过程中，汉密尔顿引用《论法的精神》，说服其他人，把司法权分割出来，才有了完全独立的美国最高法院。

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里不断强调基督教对良好社会与政治的关键作用。他发明了“专制政体”(Despotism)概念，用以描述不受限制的独裁。按西欧传统，即使国王也要接受基督教会与基督教原则的制约。但孟德斯鸠发现，东方君主们没有类似限制，造成国民都成为君主的奴才。他特别谈到中国政体的专制本性，对后世西方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有很大影响。

希伯来共和制的运作与终结

图6. 《旧约 士师记》插图。其中女子是底波拉，正在倾听两个男子互相争辩。她是犹太国第四任士师，也是历史上唯一的女士师，活跃时间在中国商朝晚期。士师是犹太共和国最高领袖，字面意思是法官，除去战争时期，主要工作就是解决民间纠纷。摩西律法详尽合理，实行受道德原则制约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犹太人笃信神，自觉按摩西律法生活。所以社会运行顺畅，纠纷少。底波拉一人坐在棕榈树下裁决就够了，行政和政治成本都很低。

犹太人世代努力按律法生活。与其他民族相比，他们对神很虔诚，但远没达到他们对神的许诺。他们经常违约，一般老百姓和领袖们都如此。到了撒母耳做士师的后期，共和制已延续四百多年，变得岌岌可危。撒母耳本人是个称职的士师，但年老退休，他两个儿子接任。这时犹太人与邻国发生战争，两个儿子领导不力，吃了败仗。于是犹太长老们联名向撒母耳表达不满，要求像其他民族那样设立君王。神的回答是，犹太人“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撒母耳記上》8:7)。共和制乃神为人设立，人立君王就是抛弃神，表明神支持共和制，反对独裁制。

但神最后还是应允犹太人设立君王。神恨人的罪与错误，但神爱罪人和犯错的人。共和制最好，但要求人坚信神、遵守契约，人却经常做不到。神也知道人做不到，于是退而求其次，容忍了君主制。《圣经》中撒母耳对犹太人列出一长串警告，包括君王将征召你们的儿子当兵，征召你们的女儿做厨娘，向你们征粮去供养他的臣子和随从，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废除共和、设立君王，老百姓将失去自由与财富。这些警告在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信神不坚定的人民，只配被独裁统治，失去自由与财富。更何况不信神的人民。

二 早期新教徒自相矛盾

在后人眼里，清教徒历尽千辛万苦逃到美洲，目的是追求自由。他们想以自己的方式崇拜神，在自己选择的地点、按自己的理念组建教会，传播自己认同的教义等。现代人总结，他们追求的是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结社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等。很明显，在所有自由里信仰自由是核心，是其他自由的目的与基础。基督教的道德金律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清教徒在英国被压迫，没有信仰自由。他们在美洲掌权后，按理应该支持信仰自由。但事实并非如此。

图7. 玛丽·戴尔(Mary Dyer，1611－1660)，基督教贵格会(Quakers)女传教士，在马萨诸塞湾(马湾)殖民地传教，被逮捕并判处死刑。左图里她被押送刑场。右图是她的塑像，现立于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前。清教徒革命后，英国宗教环境宽松一些，出现众多新派别，贵格会是其中之一。它与清教徒类似，都是来自英国的新教派别，都坚信自己唯一正确，都反对官方英格兰教会。按现代人眼光，二者区别很小，但他们水火不容。清教徒掌控马湾，不允许其他派别传教，但贵格会传教士们心意坚定，频繁违法传教。马湾于是修法，加重惩罚，直至死刑。玛丽曾多次因违法传教被驱逐出境，但她每次都重新回来，毫不屈服，于是在1660年被捕，判处绞刑。这类严重迫害事件发生在1656年至1661年之间，共有4位贵格会成员被杀。消息传回英国，刚复辟的英王发来正式信件，表达强烈不满。马湾随即住手，但敌视继续存在。

清教徒为逃避信仰迫害来到美洲，但他们掌权后又迫害其他教派，程度甚至超过英王，这是他们的自相矛盾。但他们不觉得自己矛盾，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移民只为追求神。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对神的正确理解，其他人都错了。犯错的人应该向正确的人学习。如果前者拒绝，后者就有权以神的名义惩罚他。罗马教廷千年一统，造成西欧人普遍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对神的正确理解只可能有一种。马湾领袖温斯罗普将这种心态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来美路上他发布著名演讲，提出要建立神的“山巅之城”，意思是众人看得见的榜样。他要把马湾建设成《圣经》精神的典范，让英国官方教会和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促使他们改邪归正。在这种思想认识下，马湾绝不容忍异议者，没有信仰自由。

大西洋对岸的西欧也类似。自16世纪初基督教改革开始之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新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不断，互相杀戮时有发生。 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欧洲战争数量大增，遍布各地，要么由宗教冲突引起，要么包含强烈宗教因素。所有人都认为信仰不容含糊。如果两个人信仰不同，至少有一个是错的。错的人如果不改正，就是神的敌人，神的忠实信徒们与他不共戴天。

图8. 左图是胡斯(Jan Hus，1372－1415)被火刑处死。他是捷克神学家、哲学家、大学校长、宗教改革先驱。他认为《圣经》是唯一权威，早于马丁路德。天主教会视其为异端，将其开除教籍，后来诱捕他，并以火刑处死。之后他的信众揭竿而起，爆发“胡斯战争”，延续十几年。右图是塞尔韦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被火刑处死。他来自西班牙地区，是神学家和医生，第一位描述肺循环的欧洲人。他响应新教改革，反对三位一体论，被天主教和新教主流同时看作异端。他路过日内瓦时被逮捕，正值加尔文主政，批准判处他死刑。当时新教与天主教一样，都不容忍异议者。即使新教神学巨擘也逃不出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据学者统计，在基督教改革后的一百多年里，所有欧洲宗教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最低估计数约7百万，最高估计数约2千万。孟德斯鸠有句名言，“没有哪个王国比基督的王国让人流更多血！”宗教改革造成的死亡人数，在欧洲前所未见。不过孟德斯鸠的视野太窄，只知欧洲，不懂世界。中国三国时期延续近百年，战争死亡人数近4千万。唐朝安禄山叛乱仅持续8年，死亡人数在1千3百到3千6百万之间。明清改朝换代死了至少2千5百万。太平天国死了2千到7千万。国共内战死了大约1千万【11】【12】。社会变革最好不造成伤亡，但很难实现。退一步讲，死了很多人之后，如果世界因此变得更美好，死去的人也不算白死。基督教改革造成那么多人死亡，但创造出现代自由和民主制度，应该算让世界变好了。而中国的那些战争和死亡，却很难说让世界变好了。那么多生命和鲜血都白白浪费了，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基督教崇尚爱，追求和平。新教自认找到神的真谛，信众队伍迅速壮大。新教徒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在日内瓦、荷兰、美洲殖民地、英国本土等地相继掌权。但无辜的人因此被杀，欧洲变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这岂不是讽刺？新教徒们急需一套新政治制度，体现神的精神，促进人爱人，维护和平。但这样的制度在17世纪初还不存在，新教徒们需要自己去创造。从那时起到18世纪后半叶美国成立，新教徒们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懈努力，走过很多弯路、犯过很多错误，才最终找到恰当的制度，就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新教徒心中火热的信仰是他们进步的动力，唯《圣经》论则是带给他们成功的方法论。

三 被统治者同意权

自由与民主相辅相成。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国人对民主最直观的认识就是选举。加尔文在代表作《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536)中主张在教会与国家管理中都实行选举。他引述《旧约 弥迦书》5:5，亚述人入侵以色列时，犹太老百姓选了“七个牧者，八个首领”作带头人。其中牧者是宗教领袖，首领是政治与军事领袖。加尔文写道，“神让人民选举自己的政府与官员，这真是无价的礼物”。清教徒深受加尔文影响，新英格兰各个殖民地都施行选举。

并非所有投票选举都符合现代民主理念。比如在13和14世纪，中国和欧洲都出现类似股份制的商业公司，股东们按占股比例投票决定公司事务。在比如近现代苏联和北朝鲜式的政治选举。这些例子里的选举都算不上民主。现代民主选举的核心原则是“被统治者自由同意权”(fre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或称“被统治者同意权”，最早由中世纪的苏格兰神学家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约1265－1308)提出，依据就是《圣经》。当然，受时代所限，他并没导致现代民主制诞生。

1620年第一批英国清教徒登陆北美普利茅斯，船上全体41名成年男性自愿签署简短的《五月花公约》，作为殖民地基本法，体现了被统治者同意权的基本精神。但普利茅斯殖民地很小，后来被1630年成立的马赛诸塞湾殖民地吸收。后者人更多，历史影响也更大。马湾殖民地举行投票选举，原因是移民们在来美之前成立了有限责任公司。马湾以公司为法律主体进行管理，决策都以公司董事会为基础。领导层后来跟据现实情况，成立了总议会，扩展投票权，但设立严格限制，只允许通过宗教考核的男性清教徒参加。新来的清教徒、其他基督教派别成员、没有通过考核的人等，都不得投票。

图9. 四位马湾殖民地早期著名人物。从左到右，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马湾殖民地领导人；科顿(John Cotton  1585 – 1652)，马湾殖民地主流牧师；胡克尔(Thomas Hooker, 1586 – 1647)，康涅狄克殖民地创始人；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1603－1683)，罗德岛殖民地创始人。他们都是牧师出身，都受过良好教育，学识渊博。在英国本土时，他们都是清教徒中的名人，互相熟悉或听说过彼此。

牧师胡克尔对马湾制度提出异议，造成他与温斯罗普和科顿发生矛盾，最后被逐出马湾。1636年，胡克尔带领大约一百名随众，逃到康涅狄格建立新殖民地。1639年初，在胡克尔领导下，康涅狄格殖民地通过《基本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符合西方法律标准的成文宪法。它允许所有成年男性投票。

在酝酿和讨论《基本法》阶段，胡克尔于1638年5月做了一场布道演说。其中他讲到，“权力的基础首先是人民在自由状态下的同意”，点明这个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被统治者同意权”。他引用《旧约 申命记》1:13作为论据。摩西对犹太大众说，“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意思是，各级政府领袖的选择权在老百姓，这是神的意愿。

图10. 左为胡克尔一行人到达康涅狄克时做集体祈祷；中为1639年初通过的《康涅狄格基本法》(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原稿；右为胡克尔在1638年5月31日布道时一位听众(Henry Wolcott Jr.)的笔记原稿。胡克尔布道演说原稿早已遗失，这份现场笔记成为美国宪政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胡克尔布道辞中关于选举的几项要点，在今天读来依然让人觉得深刻、精辟：

1.公民应该按神的精神投票，而不是按个人好恶。

2.公民不但有权力选举领导人，也有权力为领导人设立限制。

3.人民自由选择领导人，就会更爱领导人，更愿意服从领导。

4.选举是人民的责任，也是神给予人的恩惠。人要牢记和感恩。

英国精英密切关注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康涅狄格基本法》通过并施行后，英国思想界进一步探讨和发展“被统治者同意权”原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洛克在1689和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与《人类理解论》。其中讲到政府的所有权力与财富都来自人民，如果没有人民授权，政府就没有任何权利。更早的学者总假设统治者是君王，无论人民同意与否，君王都握有权利。洛克的观点具有革命性，来自基于《圣经》的社会契约理论。神只给予每个人权利，并没有直接给政府任何权利。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放弃一部分给政府，政府才开始有了权利。

胡克尔的实践、洛克的理论、以及他们以神为依据的论证方式，直接影响了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其中讲到，造物主给予每个人不可割舍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政府是人民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个人权利。政府的正当权力都来自被统治者同意。新生的美国拥抱“被统治者同意权”原则。

四 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

信仰自由是所有自由的核心。它如此重要，却来之不易。神的信徒们经过几千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才逐步认识它、接受它。这期间他们经历无数血与泪的考验，可歌可泣。

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等价。在政治制度设计中，如果政府与宗教之间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政府完全不能干预个人信仰，个人就有了完整的信仰自由。反之，如果人希望获得信仰自由，就必须要求政府不干预信仰问题，就需要在政府与宗教之间建立隔离墙。

希伯来共和时代

摩西律法有一条，“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 (《出埃及记》23:9)。犹太国里存在一些外邦人。出埃及时，有些埃及人跟随犹太人一同离开。他们攻入迦南地后，很多旧居民选择留下，与犹太人混居。这条律法规定犹太国如何对待外邦人，体现基督教道德金律，“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

荷兰神学家格劳秀斯翻译并研究犹太教经典文献，发现在希伯来共和制度里外族人与犹太人适用不同法律。前者需要遵守他们自己宗教里的规矩、外加7条基本戒律，后者则需要遵守全部613条摩西律法。外邦人遵守的7条戒律包括，他们必须设立法庭，不许亵渎神或偶像崇拜，不许杀人、偷窃、或性犯罪，不许从活着的动物身上割肉等。另外，关于希伯来共和制对待犹太教会的方式，图1组织框架表明政府与教会基本分开，但不绝对。两个机构内部一般成员无权干涉对方事务，但政府最高层与教会最高层参与对方运作。

按现代标准，希伯来共和国实行信仰容忍，但不算信仰自由。相应地，它在机构设置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教分离，但不完全。这种状态有更深原因。在耶稣之前，只有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是。在耶稣之后，神的福音传给外邦人，才开创“在神面前所有人平等”的时代。所以在希伯来共和制下，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地位不同，比如外邦人不可成为希伯来共和国的行政长官(《申命记》18:15)。

巴比伦囚虏时代

到了公元前6世纪，希伯来共和早已消亡，犹太国被君主统治。它周边涌现出三大帝国。西面有埃及，东南有巴比伦，更东面有波斯。大国争夺霸权，战争不断。犹太国左抵右挡，但还是被巴比伦攻破。犹太人被迫流放，散布到巴比伦帝国各地，持续约70年，犹太人受尽苦难，史称“巴比伦囚虏”。我们大学时流行一首英文歌《Rivers of Babylon》(巴比伦的江河)，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可惜当时无人知晓。

像所有国破家亡的民族一样，犹太人分成两派。一派反抗，包括武装暴动，逃离囚虏，或消极不合作，退出社会生活。另一派投降和融入，放弃犹太人传统与信仰，接受巴比伦同化，让自己变成巴比伦人。但先知耶利米建议第三条道路。他要求犹太人采取积极态度，保持正常生活，努力为巴比伦服务，在神面前为巴比伦祈祷，为此可以放弃次要的律法，比如关于饮食的部分，但必须坚持核心律法，比如不可崇拜偶像、不可亵渎神等。这是史无前例的思路，本质上把信仰与政治分开，在个人层次上实现政教分离，目的是在极端困难环境中继续信仰神。

图11. 两幅历史名画，取材《旧约 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左，描述巴比伦囚虏。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开始70年的流放。右，先知耶利米与犹太百姓坐在耶路撒冷城的废墟里，所有人充满哀伤。

《旧约》里《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分别以各自主人公名字为题，讲述两个英雄故事。但以理是犹太人，生活在巴比伦，为巴比伦国王效劳，因为聪明能干被提拔为高官。当国王要求他崇拜偶像时，他冒生命危险拒绝。虽然经历险境，他在神的帮助下说服国王，化险为夷，并成为一代先知。以斯帖是犹太姑娘，生活在波斯，隐瞒身份成为波斯王后。当听说国王宠臣计划除掉境内所有犹太人时，她赌上生命，在国王面前讲明自己是犹太人，并揭露大臣的邪恶，得到国王信任，除掉大臣，拯救了犹太民族。这其实也是个宫廷浪漫爱情故事。但以理和以斯帖只身处于外邦人中间，按耶利米思路生活，保持了对神的忠诚。这些故事证明，在个人层次上可以实现政教分离，耶利米思路切实有效。

耶稣一锤定音

从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开始，犹太民族长期处于外族统治之下。巴比伦之后是波斯，然后是希腊的马其顿，再后是罗马帝国。在这几百年时间里，犹太人虽时刻面对压迫与敌视，但采用耶利米思路，大致保持了对神的信仰。罗马统治约60年后，耶稣诞生。

图12. 历史名画，描述耶稣智斗法利赛人的故事(《新约 马太福音》22:15-22)。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神职人员，谋划迫害耶稣，尽显虚伪本性。耶稣进入神殿，法利赛人问，犹太人可以向凯撒交税吗？凯撒是罗马皇帝。如果耶稣说可以，就代表对罗马屈服，背叛犹太民族，将被众人鄙视；如果说不可以，就是反叛罗马，罪可至死。耶稣看出其中恶意，于是要求他们拿出一枚用来交税的钱币。如右下，是当时真实钱币，头像是凯撒，文字意思也是“凯撒”。法利赛人拿出钱币后才发觉上当，因为携带皇帝头像进入神殿，属于偶像崇拜，即使按耶利米思路，也是严重违反律法。耶稣于是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

耶利米思路本质是权宜之计，耶稣的“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则是全新观念。耶利米考虑到环境因素，暂停执行部分摩西律法，但没有改变它们。从巴比伦囚虏归来的犹太人又恢复执行全部律法，不再分核心与次要。耶稣看清了本质。神是精神，信仰在人内心。而律法规定人的言行标准和相应奖惩，都是外在的。只要人心里坚信神，所有外在的都次要，所以耶稣的追随者们相信“因信称义”，只重视心中的信仰。如果心中有信，言行自然会反映，方式可能多样，具体哪个不重要，所以基督教彻底抛弃律法。并不是律法错了，也不是基督教无视人的言行，只是它们都被信仰覆盖了、代替了。这就是《新约》的核心。耶稣带来神与人之间的新契约。它注重人的内心，取代了注重人外在言行的《旧约》。

“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 的意思是政治归政治，信仰归信仰。前者关乎外在，后者只看内心。这句话是基督徒追求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的《圣经》基础。

五 信仰自由从观念到现实

耶稣只因传教，被罗马帝国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人信奉多神，基督徒却坚信唯一神，自外于罗马文化，让帝国觉得其心必异，于是残酷迫害他们。早期基督徒群体在恐怖中坚持，很多人成了殉道烈士。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地下宗教。

特土良首创“信仰自由”概念

图13. 特土良(Tertullian, 150－230)，罗马帝国北非地区人，第一代基督教神学家、律师、哲学家。大约在公元212年，特土良写给当地总督一封公开信，包含这段关于信仰自由的论述。

特土良出生时，耶稣最后的门徒，圣约翰，已去世约50年。特土良是西罗马最早的大神学家。大家熟知的圣奥古斯都，《忏悔录》作者，是他学生的学生。他们都是柏柏尔人，按一般人讲法，就是中东人与黑人混血。北非地区也迫害基督徒，但远离帝国的两个中心，就是现在的罗马城和伊斯坦布尔。天高皇帝远，造成环境相对宽松，让神学家有机会静下来建设理论。

特土良出生于百夫长家庭，幼年时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古希腊与罗马经典，成年后以律师为业，在中年时经历信仰顿悟，皈依正在被迫害的基督教，后来成为教会牧师。他认为基督徒必须经历信仰顿悟，曾说过一句名言，“基督徒不是天生的，都是被创造的”，意思是人在追求真理中遇到神，才把自己变成了基督徒。

特土良神学成就斐然，基督教的几个重要观念来自他。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位一体论(拉丁文：Trinitas)。《圣经》中没这个词，是特土良发明的。他完整地提出，“神只有一个。圣父圣子圣灵同一神质，三个位格”。他也是第一个提出“信仰自由”的人(拉丁文：Libertas Religionis，或翻译成“宗教自由”)，与耶稣的“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一脉相承。在写给罗马总督的信中，他把这个源于耶稣的道理讲给迫害耶稣的人听，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是神按自己样子造的，都可以理解神。即使迫害耶稣的人也可能听懂耶稣讲的道理。罗马人虽不信基督教，但也信神，也向往正义与真理。

信仰自由被遗忘

特土良去世后约一个世纪，罗马帝国立基督教为国教。教皇开始坐镇罗马城，掌管全欧洲人民的宗教信仰。权力让教廷回归俗世思维，认为一个国家、民族、或团体，为了保持内部和谐与对外强大，必须统一信仰，不允许异议者存在。于是耶稣支持的政教分离原则、以及早期基督徒从血泪中领悟到的“信仰自由”观念，被严重忽视了千年。

凭心而论，罗马教廷并没有完全忘记耶稣说的“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罗马帝国灭亡后，教廷成为西欧唯一的文明承载者，影响力无远弗至，权力空前绝后。但它一直自我约束，总体把自己局限于信仰领域，没有趁世俗权力空虚时大举抢权。比如教廷没有常设大规模军队，没有攻城略地，也没有撇开君王们、自己当政。

基督教改革之初，新教徒们被罗马教廷压迫，渴望按自己的方式信仰神。加尔文对新教运动影响最大。他认为政府与教会之间应该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因为他害怕政治败坏信仰。但开始掌权之后，新教徒们也认为社会必须保持统一信仰。比如加尔文在日内瓦，以及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湾，都曾严厉迫害异议者。在所有变革中，思想变革最困难。新教徒有神作带领，也有虔诚的心，但还需要时间与经验积累，才可能更好地理解耶稣精神。

罗杰·威廉姆斯

图14. 罗杰·威廉姆斯是罗德岛殖民地创始者，在罗德岛推行宗教自由原则。他的经验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宪法》。在背景图画中，他与从众初到罗德岛，与印第安人友好交流。他尊重印第安人，并以此著名。

在人类探索信仰自由的历史长河中，罗杰·威廉姆斯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生于伦敦一个裁缝家庭，从小聪慧，少年时有过一次信仰顿悟，让他父亲很担心。当时英国正处于不同教派激烈冲突中，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对信仰有强烈意见，作父母的害怕引火上身。罗杰毕业于剑桥大学，曾与多名后来成名的同学相熟。关于信仰和社会，他都有清晰和强烈的见解。在旁人眼里他充满理想，但不实际。他本来计划做官方教会里的牧师，但在青年时期成为清教徒，堵死了这条职业道路。

在马赛诸塞湾殖民地，一批刚逃离英国压迫的聪明人发生意见冲突。温斯罗普与科顿代表主流，承担殖民地领导责任，比较注重实际。胡克尔与威廉姆斯都是名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独特想法，又备受尊重，于是与当权派发生矛盾。其中威廉姆斯曾与科顿就政府与教会关系展开激烈辩论。当时在殖民地里，教会主导各项事务。政府很小，起辅助作用。科顿认为，只有真心的基督徒多了，社会和国家才会变好，所以政府有责任促进基督教发展，帮助教会维护基督教精神与秩序。威廉姆斯则认为，政府的手段是权力与暴力，而教会需要基督之爱，二者不兼容。权力与暴力也许能促使人们外表虔诚，但不能让任何人在心里真正接近神。所以政府介入宗教只可能让社会充斥虚伪的基督徒。

在这些高水平辩论中，威廉姆斯说的很多话后来变成名言，流传至今，包括上图中两句，“神并没要求宗教统一”、“当人破坏了教堂里的花园与荒凉世界之间的那堵高墙，教堂里的花园也将荒芜 ”。他用“高墙”比喻政教分离原则，后来被美国国父之一的杰弗逊引用，成为美国政界和法律界的标准表述，直到今天。

辩论的结果是，科顿变得备受欢迎，威廉姆斯与胡克尔等异议者败下阵来，被驱离出马湾殖民地。这些异议者之间也不亲近，于是各找出路。胡克尔出走后建立康涅狄克殖民地。威廉姆斯和一小批从众则逃到荒芜的罗德岛。他创建的罗德岛殖民地欢迎各类宗教信仰人士。他还成立了美洲第一所浸礼会教堂。浸礼会是目前美国人数最多的新教派别。

科顿在世时是马湾重要人物、整个美洲殖民地的名人，算是功成名就。他去世时，美洲各地都悼念和赞扬他。威廉姆斯和胡克尔则是马湾的失败者，离开后就变得少人问津。尤其威廉姆斯，去世时无声无息，没什么社会反应。但是几百年后的今天，威廉姆斯被推崇为美国自由精神的先驱，胡克尔则因主持起草世界第一个成文宪法而名垂青史，但科顿近乎被遗忘。真是世事无常。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图15. 立于费城独立公园内的石碑，刻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费城是美国刚建国时的首都，公园位于联邦政府旧址旁边。译文：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第一修正案》于1791年通过，标志信仰自由从思想家头脑里的概念，真正变成大国法律。此法案体现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原则，同时赋予公民信仰自由必需的其他自由，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等。

在法案通过之前，先贤们经历漫长的酝酿和讨论过程。其间存在两派。一方主张信仰容忍，另一方要求信仰自由。双方都反对当时西欧通行的国教制度，支持赋予人民更广泛的信仰选择。但支持宽容一方主张保留少许禁忌，而支持自由一方寻求完全放开。二者之间的争论持续很多年，最后以杰斐逊和麦迪逊为首的，支持信仰自由一方胜出。

美国成立之前的13个殖民地各有主流宗教，经常得到政府力量支持。比如马赛诸塞湾是清教徒，马里兰是天主教，弗吉尼亚是英格兰教会，宾夕法尼亚是贵格会，罗德岛是浸礼会等。这个局面造成不同殖民地吸引不同宗教派别的移民集聚，其他派别被歧视或禁止。从政治现实出发，如果这些殖民地希望联合建国，就必须找到办法调和宗教派别之间的矛盾，破除各殖民地之间的隔膜。新生的美国强烈需要宗教容忍或宗教自由。

1649年，马里兰通过宗教容忍法案。简单讲，只要基督教都允许，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别，但不容忍伊斯兰、犹太教等非基督教信仰。之后多个殖民地效仿。1689年，英国爆发光辉革命，主要原因就是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同年，洛克发表著名文章《关于容忍的一封信》(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力推信仰容忍，同时拒绝信仰自由，在英美两地影响深远。同年，英国通过《1689年宗教容忍法案》，内容包括放松英格兰官方教会对人民的控制，容忍新教各派，但不容忍天主教、犹太教、穆斯林、无神论、和否认三位一体论者。在实际执行中，天主教徒获得默许。

美国独立战争于1775年爆发。在此之前，英美两地的改革都比较谨慎，宗教容忍派占主流，信仰自由被认为太极端。但战争与革命总让极端派得势、稳健派靠边站，美国革命也一样。未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森在独立战争期间是军事将领和弗吉尼亚州议会议员。1777年时他只有34岁，已是政坛明星，为州议会起草了一份信仰自由法案，但没通过。两年后他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再为信仰自由提案，又没通过。1786年，杰弗森的重要盟友与亲信，未来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在弗吉尼亚州议会里巧妙操作，终于通过信仰自由法案，让信仰自由派士气大振，也为几年后的《第一修正案》打下伏笔。1788年，《美国宪法》被各州批准，麦迪逊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政治地位跃升。一年后他组织起草《第一修正案》，继承了弗吉尼亚州信仰自由法案的精神，并在1789年9月顺利通过。从此以后，美国奉行信仰自由，并把它逐步推广到西欧和世界其他地方。

信仰自由依然存在问题

a. 无神论者不适合现代民主

曾经的古巴、委内瑞拉、甚至民国时期的中国等，都遵循政教分离原则，赋予公民各项自由，包括信仰自由。但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利用这些自由获得政权，掌权后再全面剥夺国民自由。其中道理很简单。以美国为样板的民主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给予公民最大自由，因此法律严格限制政府，造成政府只有能力阻止诚实守法的基督教势力操纵政治，却没能力遏制为登上权力宝座无所顾忌的无神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制度，最后让小人得势，君子遭殃。

图16. 民主先贤们早论证过，现代民主要求公民信仰基督教，无神论者不适合。

当年马赛诸塞湾殖民地里的绝大多数人支持科顿，觉得威廉姆斯太天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科顿认为，社会里基督徒比例高，来自不易的自由才安全。反之，假基督徒和无神论者多了，社会堕落，自由就会得而复失。洛克的思想也类似。在《关于容忍的一封信》中，他主张宽容所有新教派别，但坚决排斥无神论者。科顿与洛克都很理性冷静，都不支持信仰自由。

信仰宽容与信仰自由各有利弊，断言任一方绝对好都属偏驳。但目前在学校里、政坛中、与社会上，大家一边倒地歌颂信仰自由，几乎无人谈论其中危险。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信仰宽容曾经是民主先贤们的主流意见。我希望两派理性辩论的局面重现。

b. 政教分离不应涉及中小学校

几十年来，美国最高法院援引《第一修正案》，多次以政教分离为理由，将基督教完全排挤出公立中小学校，造成师生们不能在校园里，或学校活动中祈祷，对神宣誓，分发、阅读或讨论《圣经》。我认为最高法不恰当引用了《第一修正案》。政教分离的原因，如特土良、罗杰·威廉姆斯、洛克、和杰斐逊等先贤们指出，是政府的暴力与权力属性。但学校不是暴力或权力机构。政府代办教育，不改变学校本质。暴力与强迫无法让不信神的人变得真正相信神，但传授知识、引导和劝说可以，并且完全正当。尤其对孩子，因为孩子不会天生不信神。总之，政教分离的存在理由，在中小学里不存在。

孩子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判断善恶与是非的能力，他们非常需要这些能力。《圣经》就是最好的教材，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不受限制地研习。孩子们的主要时间与精力都花在学校里，将《圣经》排挤出学校，造成社会下一代大面积无知，对善恶是非认识肤浅。另外，每个孩子都面对各种思想的劝说和诱惑。好的、坏的，帮助人的、和危害人的，在孩子周围和心里互相竞争。最高法把基督教逐出校园，却以言论自由为名，允许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各种偏激的意识形态体系，如批判种族理论(CRT)等留在学校里。公立学校师生不可分发、阅读或讨论《圣经》，却完全不受限制地分发、阅读或讨论宣扬这些似是而非理论的著作。这不但荒唐，而且危害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

六 古希腊民主与文艺复兴

现代民主是基督教改革运动的产物，由新教徒们按《圣经》精神建设起来。但那么多人以为它来自文艺复兴和古希腊。到底文艺复兴和古希腊起了什么作用？简单讲，没什么作用。原因有二。第一，古希腊民主存在严重不足。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个人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希腊民主和后来的罗马共和都没有，并且16、17世纪的西欧人很了解这点。第二，文艺复兴运动重点在艺术、哲学、与科学等领域【3】，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北部，受众是精英群体。它没有挑战基督教或政治制度，对欧洲腹地或英格兰岛上的大众影响很小。而这些人才是后来基督教改革和民主探索的主力。

古希腊民主的不足

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出现民主制城邦国。其中雅典最发达，留给后世的资料也最多。以雅典为例，当时的民主制度存在深刻问题。

1. 参与人数少。只有自由的成年男性公民有参与民主的权利。女性，外邦人和奴隶都没有。古雅典存在大量奴隶与外邦人。现代学者研究后认为，正因为奴隶承担了雅典社会和公民家里绝大部分工作，公民才有空闲和精力参与民主。雅典民主效率极低，非常费时费力。实际上，公民群体是雅典的少数特权阶层。在数百年雅典民主历史中，具有民主权利的人占成年人总数的10-20%，不超过30%。

2. 现代民主依赖代议制和选举，用间接民主制维持政治职业化，并保证职业政治家有较高素质。但雅典采取直接民主，以公民大会方式做决策，并主要用随机抽签方式选择官员。每次举行公民大会，各地的人都要赶到现场。虽然按现代国家标准，雅典很小，但很多人单程需要数小时，并且全民大会频繁，经常几天一次。很显然，这样的制度非常初级，只适用于很小的国家，不可能广泛推广。

3. 缺乏权力制衡，决策速度慢、质量低下。重大决策，包括战争、外交、宗教、公共事务等，都由公民大会决定。法律上每个人都可以在大会上发表政见。参与公民大会的人数众多。有研究者认为全体雅典公民被分成五组，轮流参加公民大会，每次取其一。大会上每个议题当场表决。这样的决策经常被乌合之众的情绪主导。公元前427年，雅典的一个小盟国米蒂利尼(Mytilene)反叛，很快被镇压。事后雅典召开公民大会，决定如何惩治反叛国。第一次大会决定杀掉所有成年男人。命令发出后第二天，雅典又举行公民大会，决定只杀带头的群体，于是派人火速追回成命。雅典民主把军国大事变成笑话。

4. 没有信仰自由。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

图17. 历史名画，苏格拉底之死。画中苏格拉底就要赴死，但还用最后时光为学生们讲课。他面部表情严肃，完全投入自己的思维。但听众们难掩哀伤，不能自持。没人认真听他讲的内容。

古希腊思想家们在当时就看出民主制的缺点。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从没出版过著作。柏拉图有多部著作流传下来，其中他总借用老师苏格拉底的嘴表达观点。一般认为，那都是师徒二人的共同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记载苏格拉底说，独裁最理想，独裁者应该在登基前接受长时间严格教育。大众太愚昧，容易被哄骗，所以民主置国家于危险之中。柏拉图又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记载老师的话，说诚实的人与雅典民主不能共存，必然被很快铲除；又说雅典在民主制下已经败坏，这里的人不看重公正，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把政治制度分为六类：

图18.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制度分类。其中“共和制”指中产阶层主导政治。他们人数较多，且能够为社会整体着想。“民主制”指底层穷人主导政治。他们人数最多，主要目的是从有产阶层手中夺财以自肥，将伤害社会。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民主是最坏的制度。

三位伟大哲人都鄙视雅典民主。他们的悲观预警被历史证实。雅典与远比自己落后的斯巴达敌对。后者是军事专制，不容内部异议，决策快速有力。结果雅典败北，从此一蹶不振，与它的民主制一起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参考雅典经验，采取一系列改进措施，比如强调等级制度。但随时间流逝，底层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罗马变得越来越民主。就像亚里士多德预言的那样，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先有劫富济贫的土地改革，再有军人干政，奴隶暴动，最后发生军事政变。内斗冲破共和体制，罗马变成独裁制帝国。

在现代民主的酝酿期，支持派与反对派都了解古希腊民主，都对之嗤之以鼻。前文中讲到的英格兰保皇派理论家菲尔默认为，雅典民主只是个“公正可以被买卖的系统”，雅典人从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公正，只服从乌合之众的意志。菲尔默认为只有基督教让人认识真正的公正。他对罗马共和制的看法也类似，认为只有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罗马政治才变得好些。

菲尔默时代的英国人普遍对神虔诚。他如此推崇基督教、看低古典民主，也许不足为奇。但一个世纪后，法国处于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普遍敌视基督教，推崇不含基督教义的卢梭版民主理论【2】。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经过半生思考，也认为任何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本身都不足以产生最好的政府，最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他撇开所处社会的流行情绪，看清了基督教对美好政治的基础作用。

现代民主基于基督教。信仰让早期美洲移民舍生忘死，让现代民主根基牢固。希腊民主没有类似基础，只是利益平衡的结果，所以根基相对浅薄。虽然两个制度名称里都有“民主”二字，但本质不同。希腊民主无法靠自身进化成现代民主。但前者的好东西并没有被丢失，因为基督教本身吸收了希腊的精华。思想界有个说法，基督教就是古老的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相结合。以色列曾长期被马其顿帝国统治，之后犹太人崇尚希腊文化，犹太文化被深刻希腊化。“耶稣”就是犹太名字“约书亚”的希腊语版。《新约》用希腊文写成，共27卷书，一半出自保罗之手。保罗受过良好教育，熟悉古希腊思想，并且访问过雅典。

文艺复兴与意大利城邦共和

a. 辉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运动发起于意大利半岛北部，以弗洛伦萨为中心。在14世纪下半叶，中国明朝早期，西欧在黑死病施虐后逐渐复苏，一些学者开始热衷于寻找和翻译古希腊和罗马经典文献。到了15世纪，这个苗头逐渐有了规模，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后世称之为“文艺复兴”。

很多人以为，文艺复兴让西欧学者了解到古代民主制度，然后推动现代民主发展，却是错得离谱。文艺复兴开始时，意大利半岛上的城邦共和国群体已存在几百年，著名的有弗洛伦萨(1115–1569)、威尼斯(697–1797)、热那亚(1005–1797，1814–1815)等。它们富足强大，继承了古罗马传统，包括罗马共和国和希腊民主的经验，并有很多制度上的改进。人都骑驴找马，但有了马谁还稀罕驴？古籍里的政治思想远落后于现状，虽然象牙塔里的书生们感兴趣，却无力改变真实世界里的政治。

图19. 左：弗洛伦萨的领主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就立在这里，但现在展示的是复制件，原件被搬到另一处室内美术馆。弗洛伦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起点和中心，众多伟人云聚于此，包括但丁、彼特拉克、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伽利略、美蒂奇家族、马基雅维利等。中：威尼斯的总督宫(Palazzo Ducale)，内有众多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威尼斯是当时的海上贸易中心，拥有强大海军。它也是马可波罗的家乡，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背景地。右：热那亚的费拉里广场(Piazza De Ferrari)。热那亚也是海上贸易中心，与威尼斯竞争。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国富裕发达，对欧洲的重要程度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与它们国土面积不成比例。即使在今天，那里的艺术之精美、建筑之雄伟，依然让人叹为观止。

那时的意大利人完全知道自己为什么拒绝古典政治思想。他们身处罗马教廷周围，基督教气氛浓厚。主流社会坚信神，懂得自己的文明、富足与强大与信仰密不可分。古希腊信奉多神论。意大利人认为那是原始和愚昧的异教，又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已吸取了古希腊的优点，并剔除了它的缺点。具体到政治思想，西欧学界从来熟悉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让他们认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这三位哲人都对希腊民主持强烈批评态度。读他们的著作怎么可能让任何人拿希腊民主当榜样？

b. 意大利城邦共和衰亡

图20. 1494年意大利半岛地图。西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灭亡，之后西欧大陆回归蛮荒和战乱，只剩基督教会艰难维持，成为唯一文明传续者，并直接管辖罗马城及周边。意大利北部曾归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受到教廷特别重视和庇护，在帝国与教廷之间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发展。它们逐一抓住机会获得独立，变成众多城邦国，其中一部分实行共和制。意大利南方曾被信奉伊斯兰的阿拉伯人占领，在穆斯林离开后又长期战事不断，造成社会与经济都远落后于北方，两地文化也存在严重隔膜。

假如邀请一批现代人，不了解西方近现代史，乘坐时间穿梭机回到16世纪上半叶，基督教改革初期，先到意大利北部，再去英格兰岛，全面考察两地社会，然后告诉他们，两地中的一个将滋生现代民主，请他们猜是哪一个，大概所有人都会说是前者，因为差距太明显。当时意大利城邦已有完善发达的共和制度，基督教信仰深入社会，经济发达，文明昌盛，大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神学家等充斥街头。并且这些城邦国与全世界做生意，人民有世界眼光，其中威尼斯还有支强大海军，称霸一方。而英国居于欧洲文明边陲，经济是农牧业，虽有一些海上贸易，但与欧洲强国还没法比，老百姓识字率低，社会闭塞守旧。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开始，晚了一个多世纪才传到英国，而且主要内容只是戏剧，贵族与中产们茶余饭后的娱乐而已。形象地讲，意大利北部人是国际大都市居民，见多识广，理解民主；而英国人都是乡巴佬，不知民主为何物，也不感兴趣。

但基督教改革让欧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教要求每个人通过读《圣经》理解神。英国于16世纪上半叶整体转入新教，之后全民学《圣经》，人人主动追求神，让社会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很多普通英国人为信仰不惜一切，甚至赌上生命，比如那些冒死移民美洲、或在国内造反的清教徒。而意大利北部属天主教大本营，在积极进取的新教面前就显得守旧、腐朽。也有意大利人愿意为神赌上生命，比如明朝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群体，包括利玛窦、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巴范济(Francesco Pasio, 1554－1612)、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1560－1640)等，都由罗马教廷派出，从意大利出发。但这些人是少数精英，一般大众和教廷上层缺乏类似真诚与热情。

1520年代，新教诞生不久，罗马教廷为压制它，介入欧洲混战，意大利因此被侵入，史称“四年战争”。1540年代，又为抑制新教，罗马教廷在意大利设立宗教审判所，钳制人民思想。再后于17世纪初，清教徒满怀宗教激情来到美洲，创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而曾经更先进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们，在这个时候则被比下来，总体碌碌无为，在与新教竞争中败北。最后它们一个个灭亡。其中弗洛伦萨因内斗而变成专制，威尼斯和热那亚在18世纪末被拿破仑灭掉。

如果意大利城邦共和没有灭亡，或在灭亡前其制度和经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继续存在，那么现代民主还会大同小异，只是不再基于英美文化，而是基于意大利文化。并且因为意大利城邦共和继承了古罗马和古希腊传统，后人就可以说现代民主源于古希腊。这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意大利共和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英国乡巴佬们没法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历史没走那条路。意大利共和灭亡有很多具体原因，根本一条是它浸淫在天主教文化里，在与新教文化竞争中落伍。两种理念、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是看哪一方信念更坚定，更有热情，更有创造力，更愿意为信念舍生忘死。很多天主教徒有坚定的信仰、热情、创造力、和舍生忘死的精神，但是至少在17与18世纪，英美新教徒们有更多。

总结：现代民主的核心理念都来自《圣经》

作为全文总结，以下表格列出现代民主制的关键理念，它们的基督教义基础，以及《圣经》出处。

图21. 现代民主理念的《圣经》基础。

2023年3月17日

这篇文章从深冬写到开春，很多想法在滑雪场上构思成形，以此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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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骆远志，2022，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https://lyz.com/democracy-jesus/
2. 骆远志，2022，乱世、治世、与现代民主，https://lyz.com/locke-rousseau/
3. 骆远志，2018，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https://lyz.com/modern-science/  
4. 骆远志，2020，读《圣经》如嚼蜡 https://lyz.com/boring-bible/
5. George H. Sabine， 1937，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6. Eric Nelson, “The Hebrew Republic: Jewish Sour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ISBN 9780674050587
7. Christian History Institute, Hooker’s Most Famous Sermon – 1638, https://christianhistoryinstitute.org/dailyquote/5/31
8. Scotty Hendricks, 201710, Why Socrates Hated Democrac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https://bigthink.com/politics-current-affairs/why-socrates-hated-democracy-and-what-we-can-do-about-it/
9. Theme Analysis, Democracy, Judgment, and Justice, https://www.litcharts.com/lit/apology/themes/democracy-judgment-and-justice#:~:text=%E2%80%9CFar%20from%20it%2C%20men%20of,a%20just%20and%20honest%20democracy.
10. Tyranny, Democracy, and the Polity: Aristotle’s Politics, https://fs.blog/aristotles-politics/
11. Wikipedia, European wars of relig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wars_of_religion
12. Wikipedia, List of wars by death tol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wars_by_death_toll  
13. Robert Wilken, Liberty in the Things of God: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Religious Freed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ISBN 978-0300226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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