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梅和我

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

一  引子

二〇一七年七月初，二十几位在北美的大学同窗及家属相聚在洛基山上。星空下、篝火旁，我们相互介绍各自毕业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几十年不见，老同学们热情洋溢。他们追问我与雪梅相识、相爱的过程，和之后的人生经历。我被现场气氛感染，那天晚上说了很多话。后来几天大家余兴未尽，又拉我俩在多个小圈子里长谈，涉及当年我们交往的更多细节，以及对爱情、婚姻和相关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坦诚深入的交流中，一件件尘封的往事重新涌上我的心头，其中很多内容几十年来都不曾想起。从洛基山回家的一路上，年轻时的各种画面继续在我头脑里翻转，挥之不去。离那段历史越远，就越觉得记忆宝贵。如果不趁早写下来，恐怕以后会遗忘。于是我下笔写这篇回忆录，以纪念雪梅与我的青春和爱情。

二  美好的相识

一九九零年春天的上海，在我眼里显得特别美丽。六四事件对我的冲击，因为一个宽待在校学生的新政策，出人意料地开始减退。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家和社会经历了惊涛骇浪。我的生活和思想也随着大环境跌宕起伏，人迅速成长和成熟。我看人生和社会的视野变得开阔很多，自信心大涨，觉得经过了锻炼，无论未来如何变幻，我都能够应付。并且我有了新的人生信念，不再看重事业成功、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等世俗目标。

六四后全国大规模抓捕青年学生，造成民怨暗积、国际制裁加剧。当局感到政权不稳，急于甩掉包袱。当时中央命令各级公检法，除中央电视台曾公开通缉的少数几位之外，放掉其他所有被拘押或监控的学生。这是内部政策，从没公布过，但是朋友之间的小道消息既快又准，我们都知道。新政策出台前，警察经常把我关在小黑屋里，审讯我、逼迫我写交代材料。我一直担心随时被投入监狱。小黑屋之外，我的学籍也成了问题。早在1988年末，交大就正式公布过，我将在1989年秋季免试直读研究生。但是1989-1990学年过去了大半，研究生院却一直不允许我注册。新政策出台后，我的境遇好转。警察不再找我麻烦了，交大也让我变成了正式的研究生。我自觉很幸运。但想到还有那么多没有学生身份的人身陷囹圄，我的好运又让我有隐隐的负罪感。我前途茫茫。六四摧毁了原来的人生规划，但我并不觉得沮丧。相反，这场变故让我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新领悟，外加不用坐牢了，所以我心情大好。

我又正常读书，锻炼身体，与同学、朋友们聚会了。一年多以来，我的神经高度紧张。现在突然放松，我如释重负，心情特别舒畅，觉得山也俊、水也秀、连空气都是甜的，马路上的姑娘们则格外靓丽动人。人失去过自由才知道自由是什么，才明白在这个国家里自由是多么脆弱。重获自由，我领悟到自由的美好，以及人享有自由时的责任，那就是绝不可愧对宝贵的自由。以前我憧憬爱情，但总有些不知所措，因而自我设限、刻意躲避。被隔离审查期间，局势如泰山压顶，我不得不设想自己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青年时代，不由得悲从中来。现在有幸劫后余生，我新添了急迫感，要赶紧做那些想做、但还没做的事，包括恋爱。经历过磨难以后，我内心比从前笃定许多，胆子也大了。再看过去自己的拘谨，觉得实在狭隘可笑。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毫无羞耻感地注视校园中的漂亮女生们。而雪梅就是我眼里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那个。

我和雪梅相识，很大程度上是运气。我们同在交大徐家汇校区好几年。后来回想，以前应该见过面，但彼此都没留给对方什么印象。那个春天，天公作美，不知道什么原因，短短几天内我在校园里多次遇到她。所谓“遇到”，其实经常只是“远远看到”。当时的经验是，一个魅力出众的女生，即使离我50或100米、即使只出现几秒钟，我也能注意到她、感受到她的吸引。这样几次“遇到”雪梅后，我就在心里向往她了，虽然还不知道她名字。我还没有具体计划，更谈不上任何行动。

不久后，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天气清爽宜人。我骑车路过校园中央的红太阳广场，远远就看到雪梅和一群女生迎面走来。她比其他几位高一些，身体朝着我的方向，头略微偏向一侧，正与身边人说笑，眉目生动传神。她的长发带着波浪，被风吹向脑后，丝丝发梢飘散在晨曦中，熠熠生辉，映衬着年轻而娇好的面容。她身着短袖衬衫和长裙、脚下高跟鞋，纤细的腰间匝一条很宽的黑皮带。在明媚的春光下她款款而行，柔软的衣裙随风飞舞，贴在身体的一侧，勾画出婀娜的曲线；她裸露的小腿、脚踝和脚背连成一体，白皙修长。…真是青春逼人啊，她就像放射着光芒！我一下子被打动，不敢直视她，又无处躲藏。这幅画面后来就烙印在我脑海里。我试过很多次，如果只凭心中印象为她画像，我总画这个形象，因为它在我记忆里一直鲜活、完整。这么多年以来，在一个人独处时，我会偶尔回忆起初识的情景，就会想到她当时的样子，曾经的怦然心动就会重新袭来，让我觉得不枉少年一场，觉得自己不配这样的美，是上天特别眷顾了我。

这群女生里我认识一两位，所以在擦肩而过时需要打个招呼。但因为想着雪梅，我心里紧张，说话时显得很羞怯、不自然，惹来她们哄然大笑。她们笑我，我就更窘迫，经过她们后不禁暗骂自己没用，“不就是喜欢个女生吗？何必藏着掖着，直接去约她出来！”于是我打算绕广场一周，重新遇到她们，当面邀请雪梅去晚上的校园舞会。几分钟后，我第二次出现在她们的视野里。可是当看到众人脸上的惊讶时，我立刻又质疑起刚拟定的计划，觉得这样唐突地约请不认识的雪梅、而不约认识的那几位，可能大家都会尴尬。万一造成不愉快，本来的好事也会变成坏事。这时我的自行车已经来到她们身边，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内心的犹豫让我再次语塞，于是她们又爆笑成一片。我离开后，心意更坚决，一定要约雪梅出来！当天下午，我找到早晨并肩而行的女生中的一位，也是我的好友，请她转告雪梅我的邀请。傍晚，好友传话回来，雪梅答应了，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三  感情成长

我和雪梅交往，从相识那天起就很顺利。最初她对我的态度是愉快、温和、但又谨慎的。她从不主动找我，但我很快发现规律，只要我明确、诚恳地邀请，她总会体面地答应。于是我想尽办法，每天找个理由约她出来。我们还不熟，在一起时我怕冷场，自然说得多；而她比较小心，说得少；所以大部分时间我讲她听。记得有个傍晚，在离交大不远的幽静小巷里，我们肩并肩，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但实际上还是只有我说，而且不敢停。她微低着头、专心听、却很少插话，脚步轻盈、但与我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我讲着讲着就没话讲了，只好说，“喂，我没话讲啦。” 这句煞风景，一出口我就感到四周空气在凝结。没想到她迅速柔声应和，“你讲得挺好的，我喜欢听”。意外被她表扬，我已低垂的情绪陡然跃升，又找到话题讲了。初识的坚冰就这样在一次次相处中融化，两个人都逐渐放松。她的话也慢慢多起来，我们交谈的内容越来越深广。

我邀她一起去划船、溜旱冰、参观博物馆与艺术展、听外国歌星演唱会、看前卫话剧，等等。当时一般市民对这些活动不太感兴趣，门票经常乏人问津，价钱都很便宜，有的甚至免费。我因此挖掘出很多适合穷学生谈恋爱的场所。认识雪梅之前，我不喜欢闹市，又忙于学业和学生活动，所以很少出校园。因为和她到处玩儿，我才真的开始了解上海。让我意外的是，我挑选的约会地点，每每她也从未光顾过。本以为走出校门后她将尽地主之谊、向我介绍家乡风景，结果却是我领着她在都市丛林中穿梭。她从小就是学霸和乖乖女，逛街不是强项。对于我们俩，上海都是个藏着众多未知的地方。我们共同经历各种小兴奋和小挫折，相处也日趋顺畅和融洽。

一天我去她宿舍，正巧她不在，我就坐下来等，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她的室友们说闲话。当年一间宿舍要住七八个人。一位室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知道吗？雪梅最近心情特别好，经常在半夜里笑出声来！”然后她绘声绘色地讲起故事，说有一次雪梅笑得尤其活灵活现，她摸着黑问雪梅怎么了，结果发现雪梅是睡着的、根本没醒！在场的其他女生本来都在兴致盎然地旁听，现在终于找到机会参与，纷纷嬉笑附和，说对！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我们都可以作证！其中一位趁势揶揄和总结，“雪梅肯定在做梦，梦见自己在约会！”于是满室欢笑。听到这儿我心里一振，“原来不只我一头热！”那时我已经对雪梅情有独钟。但越如此，我就越惴惴不安，觉得猜不透她心思。室友们的玩笑话一下子抹掉了我隐藏已久的忐忑。“她也喜欢和我在一起！”我非常高兴，自信心大增。

我表白心意

时间缓缓流过，我俩逐渐变得亲近。人们都说“距离产生美”，但是我越接近雪梅就越觉得她美。在草地上漫步时我牵着她的手、在舞池中我拥她入怀、在不经意间我们对视，只要看到她、触摸到她，我就不禁内心荡漾。曾有过数不清的瞬间，我被她洋溢的少女之美暗暗震撼。她耳鬓边轻柔的发丝、发丝下温润如玉的肌肤、她颀长滑嫩的手臂、她身体侧影的曲线、她亭亭的腰肢、转身时她飞扬的秀发与裙摆、当然还有她的百样笑容，都让我心醉神驰。她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局部都蕴藏着独到的绚丽。她美得让我经常心不由己地自惭形秽，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人家？但是我察觉到她回望我时目光里的热情。她在无声地鼓励着我，这个印象支撑着我脆弱、敏感的信心。记得有几次她改换了衣着风格或发型，然后悄悄告诉我，她选的是她猜我会喜欢的样子，让我既意外又感动。她开始对我敞开心扉，让我明白了她对爱情的渴望。原来她的内心那么火热！于是我也更加敢于释放自己一直扼阻的激情。

有雪梅相伴的日子真是美好啊！因为恋爱，我每天精神亢奋，甚至有了晕眩感，经常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太真实。“前不久我还在担心要坐牢，怎么一转眼我就每天与心爱的姑娘厮守在一起，登上了爱情的云端？我有何德何能，凭什么得到这么好的运气？”一次约会的尾声，花前月下我们四目相交，我突然多了一份勇气，脱口而出，“我爱你”。我表白，归根结底是因为不胜感情，但那个时机却是即兴的选择。早知道最后需要说出这句话，并且我应该比她先说，但真要说出来还需要瞬时的激情冲破习以为常的怯懦。那天我全无预谋，话说出口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么重的话怎么就这样说出去了？”我心里惶惶。好在她听到后非常欢喜，笑靥如花。她的反应令我欣慰，我偷偷把悬着的心放下。把她送回家以后，我骑着自行车在后半夜空荡无人的马路上狂奔，整个人依然兴奋不已，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渐渐地心里却升起一份狐疑，“为什么她没说她也爱我呢？…”

我的几位好友得知我谈恋爱了，就撺掇我把雪梅带来与大家见面，于是我请雪梅一起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她还没有与我挑明关系，所以引见她时我只能简单地说，“这是雪梅”。即刻，一丝失望、还有一点气恼，在她笑容里一闪而过。别人大概不会察觉她这么细微的表情波动，但是我注意到了。我正在追求她，需要揣摩她的心理，所以留心她每一笑每一颦。大家寒暄完，她把我拉到一旁，以恋爱中的公主姿态，嬉戏里带着娇嗔地下达指示，“以后你介绍我的时候，可以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立刻心领神会，她终于承认了我们是男女朋友！我心里窃喜，连连点头称是。

但她还是没有说爱我，并且我逐渐看懂那并非无心之举、而是她刻意而为。她竟然是故意的！这让我更疑惑。那时我知道恋爱中女生考察男生，要比男生考察女生时间长，但不知道要长很多倍。我曾忍不住问她，“你是我的女朋友，为什么从来不说爱我？”她只回答说还没准备好。我傻乎乎地追问，“你是不是不爱我？”她说，“那也不是”。于是我的理工男脑袋被搅乱了，不明就里。之后我们继续黏在一起，我已舍不下她，但我不时陷入自问，“她并没爱上我，我却总感觉我们相爱，是我自作多情吗？”我想不明白，心里找不到锚点，七上八下。她察觉到我的迷茫，但不为所动，依然不说爱。

她慎重决定

一天我们欢欢喜喜地在淮海路上逛街。她依在我身边，双手紧拽着我一侧的胳膊。我随意间转头，瞥见她兴奋的脸，脑海里突然冒出熟悉的怀疑，“瞧她多高兴！每次看到她这样，我就觉得她爱我，但这是假象！她明确告诉我她并没爱上我，即使她称我为男朋友，我们也只是普通朋友！”这种思想一出现，我立刻感觉自己是个白痴，“这么简单的事儿，我怎么拎不清、还要继续骗自己呢？”于是身边的一切骤然失去意义，我变得意兴阑珊。联想到自从认识她，我与朋友们聚会少了、不再经常打球、对学业也不如从前上心，我自责为什么沉溺于表面的浪漫，难道因为迷恋她，我就自欺欺人地认为她也爱我吗？

那天约会罕见地早早收场。我们回到学校，在校园里的岔路口道别。我尽力摆出轻松的样子说，“我们天天在一起，我的功课和科研都落下了，很多事情等着做，所以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见面了，过了这阵儿我去找你，可以吗？”说话时我已感觉到空气中漂浮着一丝尴尬，但她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只微笑中平静地回答，“嗯，可以。”然后转身离去。当她走到拐角处、马上就要从我视野里消失的那个瞬间，我看到她本来挺拔的肩头突然一坠，但我没懂那代表什么。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呆在宿舍里，端坐在书桌前，强迫自己认真工作，心里却一片空荡荡。以前我总盼望赶快完成手里的活儿，然后就去找她，所以干劲十足，工作效率也高。但那天的每一分钟都变成漫无目标的煎熬。大概在这个时候我有点清醒了，自问是否对她太过生硬？本来都是我巴结她，现在我不去找她，会不会让关系变冷、我们由此就不了了之地分手了？不过我转念又想，我们并没闹矛盾，说好我忙完工作后就去找她，按这个保证做就好，不需要自己吓唬自己。到时候如果她真的不理睬我，就证明她对我没兴趣，分手就是迟早的事，我也只得接受。第三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突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室友回来，起身打开门，门前站着的却是光彩照人、穿着高跟鞋、束腰长裙、长发披肩、脸上带着迷人笑容的她！我顿时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地欢迎。什么“忙于工作、不想被打扰”之类的话，都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后半天。临近午夜，我送她回家，在她家楼下的单元门口告别。在暗淡的月光与街灯之下她对我说，那天我讲出不想见面了，她以为我要分手，所以过去两天里她非常难过，一直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试想过各种可能，却还是找不到答案。思想斗争很长时间、内心反覆好几次后，她才鼓起勇气来找我。说话间她变得伤感，声音里带着哽咽，颓丧地倚在门边。我很惊讶，觉得眼前的她与平时判若两人。她无意间卸下了女生都有的那层骄傲外壳。为了不让眼泪落下来，她侧仰着脸，睁大双眼。我看见她的瞳孔浸在泪水里，在昏暗中折射着远处的光，晶莹剔透。我就觉得从中窥视到她的内心，感受到她的真情义，于是一阵心疼加歉疚，暗暗骂自己为什么当时说出那种话，害得她受这么大委屈？趁她稍一停顿，我赶紧说你误解我了，我是怕你不喜欢我，我从来没想过要分手！

这场小风波前后只有两天，但我的心理起了变化。一方面，我实在地知道了自己是多么离不开她，所以再不敢提什么“不见面”之类的话，连想都不敢想。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她很在乎我，非常害怕失去我。我们肯定不只是普通朋友。这个新认知冲淡了我头脑里的疑问和焦虑，但并未根除。她爱我吗？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没答案。风波之后我们和好如初，共度过许多浪漫时光，彼此都说过情真意切的话。可是当我再次告诉她我爱她时，她却回答，“不要再逼我了！”让我错愕。她坚持不言爱，而且比以前更明确。我搞不懂如果女生离不开男生，分开一天就忧郁哀伤，非常害怕失去他，这个女生算不算已经爱上这个男生？我本以为算，但她的坚持让我不再确定。她的心思我猜不透，她的爱情我搞不懂！

不过，恋爱的甜蜜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他。我主动不再深想，因为潜意识里知道，想多了会导致我心灰意冷、两人又冲突、彼此又疏远。我绝不想再陷入那种境地，心理上也承受不了。我们依旧每天兴高采烈地约会，她继续不承认爱我，但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我把疑问都深埋脑后，防止它们在不经意间冒出头，干扰我的思想与言行。然后我在心里“假设”她爱我，就像我爱她一样，即使证据不足。这么想帮助我维持了起码的心理平衡，我们的相处也没再翻车。

又过了个把月，一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来宿舍找我。之前没什么预兆或特别的事，她兀然地第一次对我说了“我爱你”。告白时她一改平日的娇柔甜美，双目圆睁，直盯着我，字字句句都带着严肃。我被突如其来的气氛镇住，望着她不敢吭声。她开始倾述接受我的心路历程、过去的感情波折留给她的心得与教训等。她越说越激动，从眼圈发红逐渐到泪水不断涌出。她说她相信如果爱就要爱一辈子。但在年少不懂爱时，她对别人说过爱，不久后就失望，只得食言。她不想重复过去的错误，所以绝不再轻言爱。她说今天之前她对我缄口不提爱字，因为还没有下定决心，怕说出后将来又不得不反悔。现在她想清楚了，并做了最后决定。她爱我，要与我永远在一起，誓将我们的爱情进行到底，不怕任何困难。她要我完全信任她、今后把她当作我的一部分。

在那一刻，我的世界变了！有她为伴，我知道我将不再孤独。六四后长期压在我心头的那些忧虑，一下子都变得微不足道。我感觉豁然开朗。她的话带来光，照亮我心中的未来。

我们开心，就是因为在一起

就这样，在双方共同呵护下，我和雪梅的恋情迅速成长。只短短数月，我们就从陌路变成亲密情侣。当时交大男生严重过剩，女生严重稀缺。我只是一个普通交大男生，在偌大的校园里挑了最喜欢的女生，结果她不但没拒绝我，还真与我郑重其事地谈恋爱，全心爱我、温柔待我。想想看，那对我是多大的快事啊！多年后朋友们还记得，当时我兴奋上头，经常傻乎乎地劝他们也赶紧找女朋友。我们本科毕业还不到一年，几位关系好的男同学都没谈恋爱。我们平时无话不谈。我对他们感叹，爱情太美好了！可惜我以前不知道。假如我知道，大概早就谈恋爱了。我希望他们也尽快享受我正在享受的快乐。

几乎每次约会，我和雪梅都流连忘返，直到深夜才不得不准备告别。然后我送她到宿舍楼下或家门外，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进房间，我就立即开始盼望和计划下一次见面。只要我们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事都开心。我们开心，其实只是因为在一起，做什么并不重要。比如她至今牢记的一次，我们参观香山路上的孙中山与宋庆龄故居。当年那里游人稀少，远不像后来的拥挤。孙宅在闹市中取静，温馨舒适。装饰完全美国化，绝大部分用品是西洋货，精致又实用。屋外还有小花园和网球场。展区里只有我俩，外加一位百无聊赖的管理员。我们徜徉其中，睹物思人，感受历史。参观结束，我们意犹未尽，管理员便建议去看看宋庆龄陵园，就是原来的万国公墓，离交大校园不远。于是我们再奔到陵园，先在大厅里浏览图片展，然后走出房间，走进肃穆的陵园深处。四周松柏翠绿，静谧安详。我俩手拉着手，在下午温暖的阳光下，流连于中外名人们的墓碑之间，阅读碑文，怀古伤今。后来谈及此事，我们都觉得好笑。在一座座坟堆旁边约会，我们还好不惬意。

最开始我追求雪梅，算是被她容貌吸引，但相识后我很快就迷恋她整个人。她诚实。生活中很多人为面子、或一时方便而撒小谎，她完全没有这样的习惯，在这点上我们很投缘。她聪明，懂大义，讲道理。她爱笑，也爱哭。她温柔、细致，经常在点滴处为我着想，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有过一两次，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有误解，两个人都很心痛。但认真解释后，误会与隔阂就烟消云散了。我们相见恨晚，都很珍视对方，所以从来不吵架，也没有一般恋人之间常见的、莫名其妙的小别扭。关于这一点，我本来并不自知，觉得理所当然，不承想闹出笑话。

一次我们去外地旅行，在当地找到已经工作的老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他们住单身宿舍，正好有空床位，就好心地请我们同住。之后几天，我们四人一起游玩，形影不离。但他俩有时会突然互相不讲话了，延续几个小时或半天，我也没看出什么原由。因为没有类似经历，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在玩儿幼稚的恋爱游戏，就是假装生气、等对方来哄。于是我借此开玩笑，拿他们寻开心。几天后我们告别时，那位女生看我的眼神里隐含一股恶毒，而我心里坦荡荡，也没往深处想。多年之后同学聚会，谈及这次旅行，我才想通事情的前因后果。当时这对朋友在闹别扭，恋情陷入小危机，心里不好过，而我在那种时候取笑他们，触及他们痛处，所以他们有点怨恨我。因为我和雪梅从不闹别扭，所以在当年我全然不懂这种恋人之间的小摩擦、小矛盾。与他们在一起的那几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别人恋爱，造成判断出错，把他们闹别扭当成了调情。恳请他们原谅我的无心之过。

现在回头看，当年我只知道自己喜欢雪梅，就不顾深浅地追求她。在相识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连她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解。我不感兴趣她的家庭背景、毕业分配、社会关系等，怕这些身外之物给我们添乱，干扰刚起步的爱情。那个时期的我蔑视人情世故，很多观念脱离现实，言谈举止也缺乏圆通。我的不谙世事曾有很多机会在两人之间引起尴尬或不快，但她包容了我，而且做得含而不露，让我们的关系起步得平顺、愉快。如果她像我一样不成熟，我们不会相处得那么好。她很早就在内心接受了我，所以言行温柔得体，鼓舞我在爱情之路上满怀激情地向前冲。

我们恋爱，身边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的事迹在学校里造成了小小的轰动，只因为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没缺陷的上海女生，和一位不太可能留在上海的外地男生一本正经地谈恋爱，这件简单的事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他们不相信我和雪梅会长久，即使当我们面也不掩饰，包括多位真诚为我们好、希望我们免受伤害的朋友。但我没往心里去。虽然经常有同学抱怨上海人排外，我却还没见识过排外的残忍，也不了解上海人排外背后的苦衷，就觉得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爱情面前不值一提。经过六四后我天不怕地不怕，外加向来对他人心态迟钝，所以对大家投来的怀疑目光，我视而不见，毫不在意。

与她家人的最初接触

恋爱中有很多趣事，比如我第一次知道雪梅父亲身份的经过。那时我们已经热恋几个月了，天天在一起。一个早晨，雪梅匆匆来我宿舍，说要改变当天的计划，因为她父亲要与她一起去见系里的老师，讨论她的毕业分配问题。我说，“你去陪父亲吧，他来一次不容易，你多陪他在校园里看看”。雪梅说，“不用，他的办公室离系办不远，他是交大教授…”寥寥几句之后她就转身离开。我被撂了下来，意外有了一段空白时间，就禁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越担心。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父亲在交大，而且是个教授。她模糊的描述又让我以为是我们系的教授。我认识我们系所有教授，他们也都认识我。我当时想，我不小心找了谁家女儿呀？难道这几个月以来她父亲一直在暗中观察我？我有点毛骨悚然。几个小时以后她回来，讲清楚来龙去脉。原来她父亲是其他系的，我才放了心。

那时我很少接触到未来丈母娘。一个周末上午，阳光灿烂，我去家里找雪梅，却发现她家大门紧锁，邻居说他们都去逛南京路了。她家离南京路很近，步行只需几分钟，又是那么多人在一起，不可能走远。于是我奔到南京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他们。然后我和美丽时尚、花枝招展的雪梅手挽手走在前面，其他人走在后面，一大家子继续扫了半条街。回到她家，其他人追上我俩。雪梅妈刚进门就拉住雪梅嘀嘀咕咕，然后宣布全家马上再出门，要为我买一条新裤子。我偷偷问雪梅为什么？原来在南京路上，他们走在我俩后面，都看到我外裤的屁股上有个很大的破洞，感觉太不像话！那时期我衣服裤子上大大小小的洞都“货真价实”，来自日常磨损，与后来才时髦的“破洞潮款”无关。听完雪梅的话我就想，一个母亲看到自己青春漂亮的女儿找了这么个男朋友，怎么可能不心急、质疑女儿的眼光？

还有第一次去她家吃饭。那时我年轻、胃口好，学校里伙食却很差，所以我经常处在半饥饿状态。上海人家的饭锅和碗碟在我眼里都很小，雪梅家也不例外。大概那天我特别饿，饿得有点头脑短路，忘了场合。在餐桌上我和平常一样狼吞虎咽，飞速吃完第一碗，再盛第二碗，又盛第三碗…，也没观察身边形势，很快就清空了饭锅。不巧的是，雪梅爸也要添饭，惊讶地发现锅是空的。他一时搞不清情况，就在厨房里大声发问。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礼数失当，赶紧硬着头皮解释，暗地里骂自己简直没长脑袋。当时真是一身狼狈、满心尴尬。后来家里人还会当笑话提及此事。雪梅妈总会强调那个被我清空的饭锅有多么干净，连一粒米都不剩，害得雪梅爸以为找错了锅。雪梅妹妹则会说，在一旁看我吃饭的速度，惊得她咽不下饭。

被众人瞩目

那个时代，少量大学生开始自由恋爱，但几十年养成的“无产阶级革命传统”还是主流，社会依然严重缺乏浪漫爱情。即使在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公共场所里的情侣们也远比现在拘谨，轻松愉快的很鲜见。所以我的一个突出记忆就是，我和雪梅经常被众人瞩目，受到特别对待。这类例子发生在马路上、居民小区里、公交车上、商店里、博物馆里、火车上、话剧院里、音乐厅里，等等各种地方。

一个夏日的夜晚，在交大校门外的华山路上，街灯斑斓，人影攒动。我们从一间小店里走出来，我先她一步，找到自己的破自行车，跨坐在上面，然后脱掉T恤衫，捋成一股绳，搭在肩上，赤着膊等待她追上来。我的做派大概符合那个年代一般市民对交大男生的典型印象，就是外表不修边幅、内心不知天高地厚。雪梅则是上海滩时尚女生打扮，流行的短袖衬衫加束腰短裙，衣料与做工都很考究。她的头发扎成马尾，配花式发卡，马尾末端与刘海都烫成俏丽的卷发，整个人看上去既简洁又精致。她高高兴兴地从我背后快步赶来，侧坐到自行车后架上，再揽腰抱住我。按今天标准，这只是一幅很平常的情侣画面，可是当时旁边有人突然用普通话大喊一声，“潇洒！”我们吓了一跳，寻声望去，喊话的竟然是个警察，而且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三人面面相觑，又都迅速把目光移开。我们怕他找麻烦，因为这些警察躲在校门附近的暗处，就是为抓骑车带人的学生，然后罚款。那位警察情不自禁地喊出心声，又被我们听见，可能感到不好意思，也马上把脸扭到别处，不再看我们。我载着雪梅快速蹬车离开，他也没追上来。

下面这件小趣事反映当时社会诸多方面。我把它写出来，希望带给读者一些感性认识，了解那个时代年轻人谈恋爱时面对的大环境。有一天我去雪梅家，走在小区里，瞥见她家对面楼露天走廊上聚集几个少年，正手握当时流行的苏联军用高倍望远镜朝我的方向看。我也没在意。进家门后与雪梅在一起，我忽转头，透过敞开的窗户又看到那几个孩子，竟然还在用望远镜向我们张望。我告诉雪梅，她说这帮孩子最近经常这样，她早就发现，但没法阻止。目前情况还可忍受，如果太过份，就得找他们父母，好在父母辈都是同事。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整个小区都知道我们在谈恋爱。邻居们好奇，长辈们常在她父母面前旁敲侧击，打探我的背景。调皮的男孩们就干这类事。

我有点惊讶。平时我来雪梅家，都是接了她就走，很少滞留小区，隔壁楼的人怎么会注意到？雪梅说因为我频繁打来电话。那个年代，邮电系统根本不为私人提供电话服务，一般家庭没有电话。上海比较先进，一些住宅小区配备公用电话，由专人看管，全小区共享。雪梅家所在小区里住几百户，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每次我来电，门房就跑到她家楼下，对着窗户大声喊，“雪梅电话！”或“姓骆的等你回电！” 自从我俩相识，小区里数她电话最多。她的名字和我的姓氏屡屡响彻楼宇之间，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轧朋友”。

这件事之后我开始留意，多次发现小区里的孩子们用望远镜窥视我们，包括我们在室内时。我们作态回望，他们就鼠逃鸟散，其实也没做什么坏事，他们还是很腼腆。对比如今，在任何城市的街头，旁若无人示爱的年轻人比比皆是，无人在意。而当年在全国最洋气的上海市中心地段，在那么大一片住宅小区里，一对情侣只是频繁出现在公共视野里，举止态度自由自在，少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遮遮掩掩，就显得格外高调，让众人觉得稀奇，并招来少年人竞相观摩。想想看，真是恍如隔世。

千里迢迢去看望她

雪梅毕业后在一家工程设计院工作，她的同事们很快就都知道我的存在。设计院在马尾新港接到项目，她担任工程监理，需要在那儿常驻几个月。马尾新港在福州乡下，距离市区很远，当时刚开始建设。雪梅离开上海后，思念的情绪就在我心里点滴累积，暗暗地聚水成渊，让我难以自拔。我的宿舍只住两个人。一天晚上，室友通宵录制英文磁带，灯光和噪音让我无法入睡，就一直与他闲聊。话题转到雪梅，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去看她，哪怕需要逃几天课！室友听到后立即拍手叫好，并兴奋地帮我计划。那个年代南方铁路不发达，去福州的火车一票难求，室友就建议我坐海轮。打定主意后，我俩索性不睡了，天还未亮就赶到外滩十六铺码头排队等票。运气还算好，我买到当天早班船票，然后挥别室友，登上南下的客轮。

那时没有手机或网络，打长途电话也很不方便，我又是临时决定，所以不可能事先通知雪梅。在东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后，我在马尾老客运港下船，然后再转赴新港。当时新港还是个乱哄哄的大工地，周边十分荒凉，里面驻扎着各种工程单位，临时工棚横七竖八。我边走边打听，找到设计院的驻地。雪梅见到我当然惊喜过望，转身把我介绍给领导和同事们。他们听说我来访的原由和过程后，眼神里跳出惊讶和抑制不住的赞许。“雪梅的男朋友从上海追到马尾来了！”一下子成了整个工地的小新闻。大概荒郊野外的工程现场里很少有年轻漂亮的女生，雪梅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周围人关注。后来几天我呆在巨大的新港区里，每当夕阳西下，我俩就沿海边散步。一路上遇到的人大多与她半生不熟，却每每投来友好的目光，有的还主动与我们打招呼和攀谈。我们很感激大家的善意。

回上海时，雪梅送我到老客运港。那里设施简陋破败，等船的人都呆在码头前小广场上。所谓“广场”，其实就是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人们或坐或倚在各自行李旁边，懒洋洋地无所事事。他们有的像贫苦农民，有的看似基层干部，但最多的是穿色彩鲜亮的港杉、又因舟车劳顿而显得不够整洁、身边堆放大量包裹、说着我听不懂的福建方言的小生意人。我和雪梅伫立在广场当中，马上就要分离，心里泛起一阵凄凉。两人相视无言，依依不舍，就情不自禁地拥抱亲吻。其实很克制，缠绵的时间也不很长，但我一抬头，发现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在默默地看着我们！他们稀稀落落，从近排到远，直到广场尽头。他们脸上的表情都类似，我却难以名状。好奇？羡慕？厌憎？或什么都不是，全是我心虚臆想？总之那个场景突兀离奇，我又是个容易害羞的人，所以一直记得。

在我即将毕业的那个时期，关于雪梅是否应该甩了我，成了她同事们聚餐和打麻将时的热门话题。那时上海处于大开放初期，制度已经松动，国营单位开始自主赚钱，但政策限制奖金发放，于是公款吃喝盛行，各单位以此变相提高员工待遇。雪梅所在设计院每周聚餐好几次，所有人都参与，饭前饭后还要打麻将。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设计院上下都好奇雪梅的恋爱，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外地人，又预计我毕业后将离开上海，就觉得我俩根本没可能。在当时和之后二十多年里，我都没意识到他们如此了解我的处境。只为写这篇回忆录，我才想明白过去很多事。在饭桌或麻将桌上，大庭广众之下，设计院大领导和资深高工们经常带头调侃，拿我俩必然要分手的话题开玩笑，害得雪梅又笑又恼，却百口难辩。她隔壁办公室有位很年轻的女同事，曾在马尾工地上见过我，多次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以局外人身份大声帮雪梅反击，坚决为我说好话，比如说我当年千里迢迢去看望雪梅，证明我对雪梅真心好等。我听说后，心里一直感激这位小女生。

我感到她依恋我

在遇到雪梅之前，我从来不太把自己当回事。但恋爱久了，我发现我在她眼里越来越重要，最后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评价我远好过我眼里的自己。我的很多缺点在她看来都不是缺点，而是我的与众不同。可以说，她接纳我超过我接纳自己。她沉浸在爱情里，淋漓尽致地挥洒自我。我们每天在一起，她玩啊笑啊、哭啊闹啊，如醉如痴，仿佛不用光最后一丁点精神与力气，那天就不能算结束。不但我、她身边很多人都注意到，她变得喜欢大笑，笑起来无所顾忌。但是如果我稍微委屈了她，比如约会时迟到几分钟，她就会生气落泪；我解释一下、哄她几句，她又破涕而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她对我每一言每一行都敏感，情绪经常在一天之内翻转好几次。我能够感觉到她心态里的丝丝癫狂。她自己也知道，曾多次对我说起，因为我们在一起，她变得什么都不怕，有生以来从没像现在这样大胆。恋爱使人亢奋，在这点上我俩都一样。

她开始盼望结婚，憧憬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因为我，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悄然改变，大到人生计划，小到习惯用词和语气，再到穿衣打扮、待人接物的方式等。她全方位积极适应我，有些是她故意，有些更像潜意识使然。在这个阶段，她爱我这件事，在我眼里变得特别真切。虽然爱是抽象的，但在此时仿佛肉眼可见、触手可及，在她每个眼神里、每次举手投足之间。即使在她因小事生我气、默默流泪时，我都能感到她心里全是我、希望与我心贴心。

她依恋我、需要我，这给我鼓舞，也让我感到沉甸甸的责任。约会后我都要送她回家，所以我们经常乘夜班公交车。老式汽车不比现在，稍微跑快些就稀里哗啦到处震响；车内密封性也差，座椅上总有一层浮尘。深夜里车上没几个人，但我们习惯站着。我拉牢车顶扶手，她则一路双臂环抱我。偶尔要与我说话，她上身后倾，卷曲的长发就像瀑布般垂落在身后，这个画面还在我眼前。但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扎在我怀里，头埋在我胸前，眼睛或睁或闭，一声不响，自在到旁若无人，透露热恋中女生特有的骄蛮。我当然喜欢她与我亲近，但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当时还少见。车上时而有人侧目，我隐隐有点难为情，她却大大方方，完全不以为意。不过，其他乘客投来的目光里还是善意占主流。

她尽情享受着恋爱里的一切，包括享受做被宠的女朋友。在她认为女朋友应该做的事情上，她都贴心照顾我，比如决定我日常穿着，主宰我所有购物，有时为我洗衣服等。但在她认为男朋友应该负责的方面，她不由分说全推给我，当仁不让。这既包括在公交车上自己不握扶手、专要靠在我身上等小事，也包括让我规划我们的未来等大事。夜车上两人默不作声时，很多次我看着怀里心爱的她，就会想到以后怎么办？她的存在促使我严肃对待毕业后的事业，因为情况变了，我的前途现在关系到我们两个人。

难忘当年情怀

记忆里还有很多难忘的恋爱片段，这里篇幅所限，不可能全写出来。对于我们自己，在每次这样的经历中，两个人内心的互动与交融比引人入胜的情节更重要。有一件很小的往事，我却一直记得自己当时的内心感触，就选它作本节最后的故事。

毕业前一个傍晚，我骑车载着雪梅从徐家汇回到学校。落日的余晖洒在绿色的大草坪和砖红色的屋舍上。一眼望去，看不到什么人，校园显得宽广静美。我心血来潮，对身后的雪梅说，“我试试双手都不扶车把，可以吗？”她说，“好！”我便展开双臂，两只手都悬在空中，让自行车靠惯性保持方向。之后我马上想到，她侧身坐在车后架上，视线被我挡住，如果不慎摔倒就很容易受伤。于是我提高了警惕，但表面上还若无其事、继续说笑，双手也继续留在空中。我们的自行车沿着大草坪、从老图书馆滑行到体育馆，然后右转到校长办公厅，再左转到包兆龙图书馆。直到周围行人多起来我才重新握住车把。这一路上，她的手臂一直揽着我的腰、人紧贴我的后背。我清晰地感觉到她自始至终都很放松，没有丝毫慌乱紧张。那时我一下子意识到，她早已习惯了无保留地信任我。

在相识之初她也曾戒备我，肯定是在恋爱中的某个时刻，她悄悄卸下提防，在心里把自己托付给了我。可我当时不知道，之后也没太注意。我骑在车上，脑海里扫过两年来我们在一起的种种片段，试图找到她信任我的起始点。但转念之间我就想通了，历史过程已不重要，最宝贵的是我们现在心心相印。于是我的思绪又跳回现实，感觉到脊背处她的体温，心里涌出深深感叹，让我后来几十年不忘。与心爱的人这样相偎相守、被她爱着、给她依靠，我多么幸运，生活多么美好！真希望时光在此停下，让眼前的晚霞、宁静的校园、还有两情相许的我和她都恒久长存。我暗下决心要捍卫这份美，再多困难也不退缩，绝不背弃心中的爱，不辜负她一往深情。

几句不得不说的话

那是一个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年代，远不及现在开明和包容。在恋爱期间我们遇到很多原来不曾接触过、或没有注意到的社会现象。当时还有很多人和规则莫名其妙地敌视男女之爱，不可理喻到偏执的程度。扭曲的社会状态，造成广泛的性压抑和人们对爱情的缺乏理解，所以极端和变态行为屡见不鲜，在公共场所也时有发生，有些甚至涉嫌犯罪。但社会缺乏恰当的应对机制或氛围。出了事，人们或假装没看见，或经常处置失当。除了愉快有趣的故事，我们也遇见过一些负面的人和事，这里就不详述了。

四  关于我们

我和雪梅相识相恋的最初两年充满甜蜜与美好，让我永远难忘。但是随着我毕业临近，我们开始面对生活的挑战，爱情将经受一系列考验。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我们后来的各项抉择，这节将离开故事的时间顺序，介绍我们各自的成长过程，以及为人处世与对待爱情的基本原则。

我的背景

我生长在吉林，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国内大学本质上是机关单位，气氛类似官场。混得好的人都是官本位人格。他们迎合权力，关注利益，认定说实话和坚持原则就是傻，但绝不明说。他们没有多少心思专研学术，专业能力最多只是面上光。我父亲曾因为出身问题受压制，但在专业里奋发图强，找到人生意义与乐趣。我小时候视他为偶像，喜欢物理和数学。高中时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牛顿三大定理可以完全解释物质宇宙，于是觉得看透了世界，从此每天想着各种抽象数理理论，并试图用类似逻辑方式理解人和社会。当时我听见邻居中那些书记和院长们每天谈论单位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谁和谁的历史仇恨和现今矛盾等，就觉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都郁闷乏味，远不如探究宇宙和社会的道理那样有趣和予人希望。

很早我就发觉自己与环境隔阂，不适应社会。别人梦想当官、崇拜位高权重的人、注重收入和住房等好处，我却对这些东西提不起兴趣，更喜欢思考一些旁人眼里没用、甚至危险的事情。从家乡来到上海，我本以为交大同学都是各地读书最好的，大概也沉溺于追寻世界本质，看淡世俗利益，结果却出乎意料。绝大部分同学的目标就是将来进好单位、升迁等，和我家邻居们类似。优秀的男生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成熟和圆通，经意或不经意间为成功忽视原则。比如很多人热衷练习“会说话”，就是在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但他们的目的总是利益最大化，不是真实或良心。女生们则预计这样的男生将来在社会上混得好，青睐他们，看不起只会读书的人。我也欣赏成熟的同学，但逐渐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为看清事物背后的道理而欣喜，相对不愿意为成功放弃原则。这个处世态度是我参加六四运动的重要原因。同学们说我是书呆子，我逐渐认同这个标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我也知道自己属于非主流，不容易找到人生知音，所以我非常庆幸遇到雪梅。

在雪梅之前我没谈过恋爱，只有几次没什么行动的单相思。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高中一年级。当时我13、4岁，在班里学习成绩最好，人却很不成熟，著名地散漫顽皮。那年过了一小半，班上转来一位女同学。我觉得她美若天仙，对她朝思暮想，却从来没表白过，甚至没有与她交谈过。那是我第一次折服于女生的美，却也懂了自卑，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人家。一个学期后，这位女生突然消失，不再来上学，从此不知所踪。回头看，这场暗恋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它非常美好，却有一个关键缺憾，就是那个女生没有像我爱她那样爱上我。从此之后，我有了爱情的概念，且只憧憬一个模式，就是我还那样真心爱慕对方，对方也以类似方式爱我。这套想法幼稚但严格，它要求两个人都有爱、并且爱情里不参杂其他考虑。

有些中学同学婚恋早。印象中那些女生大多本分，结婚时对男方要求也朴素，比如索要一些常用家具和电器等，男方大都能承受。但我还是觉得她们有点庸俗。我曾幻想交大同学都是最优秀的，追求爱情时应该不屑于世俗考虑。但是入校后我发现，自己的预想又与现实相距甚远。大学女生聪明能干，让我佩服。但是在谈恋爱时，她们同样注重物质条件，只是比中学女生要的更多、更贵、更精细而已。最让我私下里失望的是，大学女生好像只期待从婚恋中得到好处，鲜有人勇敢追求爱、甘愿为爱情牺牲和付出，在这点上还不如中学女生。比如我从未听说哪个女生为爱情放弃大城市户口去小地方，却经常有女生为了出国等目的，突然甩掉热恋中的男友，迅速嫁给不熟悉的人。男生靠婚恋得到好处的机会远不如女生多，但是当少数男生面对这类机会时，也高比例地为现实利益背弃爱情。身边发生这类事时，其他人等闲视之，我却暗自吃惊，觉得如此婚恋还算什么爱情？我还偷偷替这些同学惋惜，觉得他们那么优秀，如果换个想法，真心追求爱情，青春时代本可以更美好。

总之，我这个小城市来的青年，愤世嫉俗，在很多方面与上海格格不入。关于爱情，我看到太多市侩，心里抵制，拒绝融入，执拗地坚持自己少年时代形成的简单观念。

我观察到的雪梅

对待爱情，雪梅有很多不同凡响之处。第一，当时社会还有文革时期残留下来的偏执与狭隘，浪漫爱情处处受限制和被压抑。在那种大环境下，多数女大学生对爱情理解不深，婚恋想法要么沿袭世俗观念、物质市侩，要么受琼瑶、三毛等流行作家影响，幼稚得不切实际。而雪梅较早就懂得爱情与婚姻至关重要，不把恋爱当游戏，不把自己当小女孩。她积极准备自己，期盼爱情早日到来。

雪梅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就是婚恋。一般大学生面对的其他重要事项，包括功课、未来就业、出国留学、社团活动等，在她眼里都次要。她对六四运动也敬而远之，不怎么了解。我们相识时她正面临本科毕业分配，她态度稀松平常，不太当回事。在那个年代，毕业分配无疑是大学四年里最重要的关节，经常决定人的一生。我看惯了校园里企图心强的女生，在毕业分配期间，为得到理想工作岗位，利用各种关系、使尽所有手段，所以看到雪梅的云淡风轻，我还有点诧异。

雪梅有才情，关于爱情她见解深刻独到，不时有精辟之言。记得在1990年，我们刚相识不久，恰逢钱钟书开始流行。有次几个同学在我宿舍里七嘴八舌地讨论《围城》，雪梅也在场。话题大概就是唐小姐、孙小姐、博士苏小姐等，各自的特点和笑话，以及方鸿渐应该选择谁、如何处理与潜在情敌们的关系之类。雪梅一直微笑倾听，却不太说话。大家散伙后我问她，“你怎么看《围城》？”她想想说，“这些故事都是男作家写的，他们其实不太懂女生怎么想”。我闻之一怔，要听其详。她便解释了一番，其间讲道，“每个故事里都隐藏着作者本人。他把自己写得最可爱，而把更帅、更有学问、更有钱、或官位更高的男生都写得惹人厌烦，目的是劝女生们只爱作者自己、不要爱他的竞争对手们。写书的人在现实中败给人家，想在自己编的故事里赢回来”。她只随口议论，我却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后来读小说或看电影时，我经常想到她这段话。

第二，当时全国都崇洋，上海最甚，出国成风潮。在国内，大城市的生活条件远比小地方好，所以女大学生们经常要求婚恋对象要么马上出国、要么能落户大城市。上海籍女生的门槛更高，自觉条件好的要求婚后就出国，一般人也要求男方必须有上海户口。但在我们初识的时候雪梅就明确表示，她不把出国或户口作为恋爱先决条件。这在当时极少见，在上海籍女生里闻所未闻。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不懂她的态度多么不寻常。当时上海人普遍把离开上海、去国内其他地方看成人生灾难，连去北京也不行。

雪梅的婚恋观是慢慢形成的。刚进大学时她和其他新生一样懵懂。四年中同学们逐渐成熟，理解了生活的不易、以及出国、户口、好工作等对人有多重要。于是很多女生暗下决心，要利用最美好的年华，找到前途稳妥、能带自己出国或留在大城市的结婚对象。但雪梅不落俗套，内心对真爱的崇尚越来越明确，最后认定爱情最重要、高过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婚配条件。她曾告诉我，在我之前她交往过外地男生，被周围人视为出格，她却不以为然。她解释自己想法的形成过程。大学期间她去福州亲戚家度长假，住在福州和上海的亲人们都告诉她上海比福州好，但是熟悉后她觉得福州也挺好。她对我说，“我也知道上海比福州好，但如果为了与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必须搬到福州，也没什么大不了。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上海女生害怕嫁到外地去”。

她的态度是那种年轻女生特有的、已领会爱情的美好、又未被生活打败过、所以绝不想妥协的勇往直前。她父母感觉她不合常规，为她担心；提醒她，又觉得她没听进去。其实她聪明且早熟，听懂了父母的意思，也完全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想，但不同意。有些人天生具有洞察力，很小就能看穿成年人的世界，包括父母的心理，她就是那种人。她认为婚恋中对方人好最重要，拘泥于户口等条件会让自己选择变窄，可能错过好的爱人，得不偿失。她还觉得奇怪，为什么其他女生看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呢？我们相遇时，她想法已固定。我就是她爱情观成熟的结果和受益人。恋爱期间她一再对我申明，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会盲从父母意见，只要我们相爱，她愿意随我去任何地方。现在回想，我觉得她真了不起！

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手机等，陌生男女相识机会很少。希望自由恋爱、不想依靠他人做媒的人，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恋人，不可避免地受双方社交范围限制。我和雪梅都是学生气很重的人，平时没有呼朋唤友的习惯，各自身边只有三五个关系好的同学。我从没恋爱过，又有点孤僻。第一次邀约她时，我知道她是上海人，大概因为在注意到她之后，我偶尔听到她讲上海话。但我完全不知道她的恋爱史，更不可能了解她的爱情观念，不知道她接受、或不接受外地男友。我其实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时的我既不理解、也瞧不起狭隘的地域观念，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对排外思想嗤之以鼻。我有这么多来自外界与自身的局限，但第一次恋爱就找到内心世界如此独特的她，算得上冥冥中的奇迹。

第三，那个年代的女生普遍对男人缺乏深刻理解，看不太懂现实中不同男人之间内在品性的区别。当时的知识女性主流与官方口径一致，都推崇和宣扬“女人要自立自强”、“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媒体上和校园里没人敢公开讲女生未来要相夫教子，男人对她们非常重要，所以她们需要懂男人。大多数交大女生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活中事业最重要、爱情要为事业让路，因为事业经常决定人的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社交圈等；这些东西是爱情的基础，先把它们安排好，女生自然嫁得好。人如果这样想，很难不轻视爱情。少数有多人追求的女生、或在婚恋方面特别精明的女生，经常也只关注婚恋对象的社会背景和工作前途，算计他能否帮自己出国、留在大城市等，相对不重视他的品质德行、或双方感情的质量。但雪梅青春意气，内心不容流俗杂念，仿佛与身边环境绝缘。她祈盼爱情、轻视利益、又有一些恋爱经验，所以相较于同龄人，她更看得清不同追求者的情义和人品的差异、以及自己对每个追求者感觉的不同。她依据这些很多女生看不懂、或认为次要的区别，而不是对方物质条件的好坏，果断筛选追求者。

雪梅很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爱人，并决心做未来夫婿的忠贞伴侣，所以她不因有多个男生追求而享受做万人迷，始终清高、持重地对待爱情。相识后不久我就看到她坚定而友好地拒绝其他追求者。在我们恋爱期间，她身边还不时出现对她表白的男生，她都处理得及时得体，事后再当趣闻讲给我听。嬉笑之余，这也在客观上告诫我要珍惜她。根据我对这些竞争对手的点滴了解，他们的人品、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都没有明显缺点。一般女大学生把他们中任何一位作为男朋友带回家，大概都能轻易让父母满意。雪梅有很多选择，而我在当时不能为她带来什么现实好处，前途又包藏巨大风险，她却全心全意接受我，以作我的女朋友为傲，心无旁骛。我看在眼里，自然更加信任她。

现在写下这段文字，我又不禁暗自感动。那时我各方面都不顺，前途一片灰暗。她完全知晓，却淡然处之，潜心陶醉在爱情里，透露出内在的纯真。在那个人人精于算计的环境里，她把爱情当作信仰，不染俗尘，真是灵气超凡。就像《聊斋》里天女坠入人间、爱慕落魄书生，她也是突然掉进我的生活，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既同我花好月圆，又伴我患难与共。记得一次我在她面前感慨，自己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书呆子、孤独寂寞，而她像从画里走下来的仙女，匿迹于芸芸众生之间，专为配我渡人寰。她听后眉开眼笑，用手指着我，娇嗔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害得我苦等这么久！”她忠于爱情、为爱淡泊功利，对于我们坚持携手不分开至关重要。

第四，雪梅外表现代时尚，内心却非常传统。相识后不久，我们闲谈中讲到三口百惠婚后隐退的故事。三口百惠是那个年代红遍东亚的青春偶像，我俩都喜欢。在妙龄年华、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她与三浦友和完婚，随即宣布引退，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雪梅说，“日本女演员与华人女演员很不一样。华人女演员经常是因为自己红不起来或过气了，才结婚生子，求得后半生安稳。她们觉得做明星比结婚更重要。而日本女演员常把家庭看得高过事业，演戏只是利用婚前空挡时间，结婚后就以家庭为主，无论多红都舍得放弃事业。”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类问题从没进过我脑袋，我全无概念，惊讶于雪梅怎么想得这么深远？但我也感到了她话里隐含的、对三口百惠惊世抉择的褒扬。

我们确立恋人关系之后，雪梅很严肃地对我说，她的理想是做全职太太。因为爱她，我立刻应允，但心里很惊讶，不懂她为什么这么想，也不知道那样的家庭生活将是什么样子。我们双方家人和亲密朋友里都没有不工作的妇女。在我家乡，女人们吵架时骂对方是“家庭妇女”，就是嘲笑她没见识。除了雪梅，我没听说过其他交大女生希望做家庭妇女。我向往爱情，但对婚姻想得很少。也许因为身边女生都很能干，我心中模糊、但唯一的夫妻相处模式是“男女平等，每个人都有事业，比翼齐飞”。我对雪梅要做全职太太的疑惑，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她真的成了全职太太。

最后，在恋爱方面雪梅远比我成熟。记得在相识几个月后，她有了重大发现，就在两人嬉闹时调侃我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底细，竟然真的连一个前女友都没有！刚开始时我还挺紧张，以为你身边会有其他女生惦记，我还得过关斩将，结果根本就没人和我抢！”然后她故作夸张地大声叹息，“哎！可惜我有那么多谈恋爱的高级技巧，在你身上都用不出来，全浪费了！”说完她前仰后合地爆笑。旁边的我也跟着她嗤嗤地笑，一半是被她逗的，一半是自嘲。

在我们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沉醉在恋情中，全无心思顾及其他。她比我清醒，没有完全忘记现实和长远。现在回想，当年她拉我到她家里吃饭、去见她父母和家族长辈等，都是因为她认为我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严肃的程度、正在迈向婚姻，所以需要通告他们。而我混混沌沌，对于将来的结婚、她家人的心态、以及婚姻会带来的各种人际关系改变等，既缺乏理解，又懒得去想。即便见过她所有重要亲戚，我依然不知深浅。

不过，随着我们互相了解不断加深，一个近似直觉的判断在我头脑里越来越清晰。我们爱情甜美并不是因为我性情浪漫、天生吸引女生、条件出众、或情场手段高明等——这些我都不是——而是因为她为爱情准备得充分，早下定决心要全心全意对待爱人，并且预想好怎样经营二人世界。在我们的故事里，我是男主角、她是女主角，但她同时也是总导演。她心里早有一套关于我俩的“剧本”，而我没有，只甘心情愿听她安排。我想法简单，无知也无畏。单纯的心态让我眼里只有她，这份专注又让我发现她心里隐藏的火焰。她感觉我懂她、并真心喜欢她，所以特别珍惜我。我被她接纳，享受她所有的好，自知幸运。但我也看懂，即使没有我，她也能找到不错的爱人，她照样将是好女友、好太太，生活依然会很幸福。而我阳春白雪、落落寡合，如果失去她，就再难找到另一个人填补她的空缺，我的爱情就将荒芜，我的青春就将留白。

我们的异与同

很多人认为，婚姻幸福需要夫妻有相似的成长环境、生活习惯、婚姻观念等，但我和雪梅在这些方面差别明显。我从两千多公里外的东北来上海求学，而她从小到大的生活圈只有方圆数公里，都在上海的两个区之内。认识她之前我对上海话一窍不通，现在也只能听懂日常对话，但不会说，害得她平时没有机会讲上海话，遇到家乡人时经常需要先适应几秒钟才能开口。我们的饮食、作息、兴趣爱好、与人相处的风格等，都很不一样。关于婚恋的想法，我们的差异就更大了。对于恋爱，我只有青春的热情和书呆子式的思考。对于婚姻，年轻时我没有深想过，只模糊地以为那应该是爱情的延伸、夫妻应该平等。雪梅则很早就对未来的婚姻和家庭有全面构想，并且坚定要求男主外、女主内。

但是我们有个根本的相同点，我们都排斥当时盛行于世的、基于物质条件的婚恋，崇尚真心的爱情，并准备为之奋斗与付出。六四后我看淡功利，人生中第一次认真寻找爱人。那时雪梅风华正茂、青春绽放，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睛。她也正热切地等待一个真心爱她、并值得她爱的人。相遇前，我们都在寻找，她比我找得更辛苦。相遇后，我们都希望用自己的真诚换取对方的真诚。比如在交往初期，我刻意不想知道她的未来工作、家庭背景等，就是为了向自己、也向她证明，我的行为跟随内心，不受世俗利益驱动。她也不断向我保证，愿意婚后跟我去任何地方，绝不像当时的很多女生那样，把上海户口看得比爱人更重要。我们对爱情相似的理解，使得彼此心有灵犀。

那个年代和现在没法比，社会还没有完全从几十年的封闭和僵化中走出来。户口、国家干部身份、毕业分配等事项，对人的一生还有决定性影响。如果我俩不想放弃爱情、不想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就不得不冲撞这些现实中的藩篱。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我们面临巨大阻碍，结局很可能是悲剧。

五  面对困难

盼望结婚

回到故事的时间顺序。

我读研究生二年级时，雪梅工作上了轨道，我们谈到结婚。最初只是话赶话。那时我思路浑沌，闲聊时没用脑袋，说了几句轻蔑婚姻的话，没想到她听后很不高兴，我赶紧解释，于是话题开启。之后日子里两人越谈越深，越谈越严肃。我逐渐看懂我们的不同。婚姻美满是她人生大目标。她觉得只有结婚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才真正开始；结婚最重要，恋爱只是过渡，目的是结婚。我曾向往恋爱，觉得恋爱不可或缺，但从没向往过结婚，没觉得这辈子一定要结婚。在那个年纪，婚姻对于我是一件模糊且遥远的事，我没深想过，但也不抗拒，只是不懂它重要。一番沟通之后，我理解了她。我爱她，她爱我；她愿意，我就愿意。于是我去系办询问结婚手续。

在那个年代，结婚首先需要向单位申请，获得批准并拿到单位盖章的介绍信后，才可以去政府的婚姻登记处办手续。在交大开结婚介绍信需要多层审批，系里是第一步。系办告诉我，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结婚需要“晚婚证明”，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所以想结婚的年轻人要排队等待名额。我的岁数离晚婚标准很远，又是学生，根本排不上。但他们也告诉我，在毕业分配中的某一步后，我结婚就不占学校名额了，到时候系里可以考虑我。

我没办出结婚介绍信，回来告诉雪梅。她却拿到了她那份，并且还在几位同事面前欢喜地宣布过。满心期待遭遇一瓢冷水，她非常伤心失望，我把原由全讲清楚也没用。她断定如果我真有决心就有办法，所谓办不出介绍信，只是我不想结婚的借口。而我认为自己前途不定，结婚可能让她受伤，推迟也是留给她多一层保护，不算坏事。我轻描淡写，她情绪激动，我们都没有很好地理解对方。在鸡同鸭讲中我随口说，“现在不结婚也好，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她听见后出离愤怒，哭诉只因为她对我太好，造成我不知珍惜、想找借口逃婚、对爱情不真心，等等。

其实我们还很年轻，都不需要着急结婚。这点我懂，她也很清楚。只是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好的恋爱之后就必须结婚，不然就证明感情不真。虽然还没到那个地步，但在当时我就看清，如果她发现我确实不想结婚，我们在她眼里就是个错误，她就要放弃。这场风波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去她家找她，赫然发现她身边有一位新追求者。我知道事出误解，倒也不在乎。之后我竭力解释，她逐渐冷静，我们和好。但在那几天里她非常痛心，后来一直不能忘怀。这么多年里我们有几次不小心再提及，都勾起她绵绵旧恨。我从没有不想与她结婚，但无论我怎么解释，都不能彻底打消她的怀疑。这大概是她平生对我埋怨最深的一件事。

现在写下这段插曲，我问自己为什么在当时，或事后，都没有因为她有新追求者而生出嫉妒心？于是回忆起很多细节。那时我们正热恋。我那么爱她，为她我什么都愿意。她同样为爱痴狂，心里只有我。我们没有实质矛盾。只是我看出她离不开我，她也知道我看出她离不开我，于是本能地有了不安全感。她怀疑自己从最初被追求的优势降格到了害怕被甩的劣势、我可以依仗她爱我而轻视她。听我说想推迟结婚，她以为怀疑被证实，因此觉得有必要示威，向我也向她自己证明，没有我她照样活得好、她并不是非我不嫁。故意安排我撞见那个男生，就是她给我的下马威。我看到他们在一起的瞬间就领会到她这层心理。她要泄愤，她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爱上别人，所以我丝毫没有猜疑。

还记得当时的滑稽情景。我进房间时他们正热络地讨论什么事，叽叽喳喳地说着上海话，我没听懂，也不感兴趣。他们看到我，都客气地打个招呼，我也客气地点头回应。然后他们继续，不再理睬我。我在角落里找个位置坐下，默默等待，与他们保持距离。过了一会儿，他们讲到某个话题，翻开一本书，指指点点，两人头凑在一起。完全出于巧合，我发誓不是故意，正好这时我嗓子发痒，想忍但没忍住，干咳了一声。咳嗽时我就紧张，知道他们肯定会误会，以为我小心眼、看不得他们挨得近。果不其然，一听到我咳嗽，他们瞬间彼此弹开。我暗地里很难为情，觉得自己破坏了和谐气氛，不好意思正眼看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中谁首先反应。之后三人都变得有点不自在。没过多久，男生客气地告辞。我和雪梅也客气地起立、一同送他出门，这场室内情景戏终于落幕。从此我再没见过或听说过这个男生，大概被雪梅劝退。这么多年以来，她从未对我解释过这件事，我也从未问起，觉得不值一提，所以至今我对这位竞争对手的背景一无所知。

我们第一次试图结婚就这样没成功。我不觉得是大事，但过程中雪梅的表现让我吃惊。一直都是我追她。我早已习惯性地以为，在感情上我比她热烈、我急她不急，没想到这次她比我更急。她对我俩关系的态度远比我之前想象的严肃，让我受宠若惊。自那以后，我们都盼望尽快结婚，但是我还心存隐忧，怕她不理解我的状况，急着结婚是头脑发热。我六四后被警察关小黑屋、在学校里挨整等事，都发生在相识之前，她没有与我共同经历。虽然我们时常谈及我的处境和未来困难，但我还是怕她不懂。她人生一直很顺。我怕真面对逆境时，她的想法会变。

危机浮现

时间来到1992年春天，我进入硕士毕业分配季。曾经捉摸不透的未来，这时陡然变成眼前现实。预想过的各种问题集中爆发，形势压抑，让人透不过气来。首先，我和雪梅都发觉我几乎不可能留在上海，离别就在眼前。早在六四之后的大规模整肃时期，同样被公安重点审查的朋友们就流传，中央已下达内部指示，要求各大学在毕业分配时把六四活跃学生排除出国家重要部门、高校、和北京、上海等关键大城市。虽然无法知道这个指示的详细内容，但在多个场合、通过各种渠道，我收到一些零星信息，显示交大不想给我留沪指标。当时我们知道我很难留在上海，但还心存一线希望，拼命争取。现在回头看，其实学校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在上海。

其次，我梦想留学，但觉得遥不可及。我俩都有很多同学已在北美。得知他们学业和事业顺利，我出国的愿望就更强烈。但六四后第一年，秋后算账如火如荼，运动中活跃同学不可能出国。再以后，政府对这些人出国的态度与政策一直是黑箱，老百姓无从知晓。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自己拿不到护照。因为在1986年也发生过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活跃的交大同学和青年教师一直被禁止出国。另外，在1990和91年，政府收紧了留学政策，要求每个出国学生支付数万元“培养费”。在那个年代的内地，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资就算很高，一般家庭根本付不起那么重的罚款。总之在毕业时，留学显得太渺茫，我无从下手。

当时我的主要考虑是，一方面我崇尚自由民主思想，憎恶政府在六四中的残暴行为，所以鄙视所有体制内职业道路。另一方面，我要和雪梅在一起，成家立业，让她过得好。综合内外因素，我把目光投向当时的几个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海南等地。六四之后，政治气候大幅左转，运动中活跃同学普遍被打入另册，人生和事业遭遇阻力。其中一些人为躲避迫害，跑到刚兴起不久、政府管制力相对弱、但前途扑朔迷离的特区，在那里的私营或外资企业里寻求发展。官方一直严禁我们互相联系，早期为防我们串供，后来为防我们串连。为避免给彼此造成麻烦，我们基本不通话或通信，但我还是听到一些他们的消息，知道特区远比内地自由开放，所以早有未来去特区的念头。到我毕业时，在特区找工作变得更常见，我的总体想法也成型，准备毕业后把户口和人事关系随便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南下特区。自己先立足，再接雪梅来相聚。

我们曾多次讨论上述计划，她态度干脆利落，表示完全可以接受。但我还是半信半疑，觉得她这样说是因为爱我，想表达愿意跟我到任何地方的决心，不代表她仔细思考过后果。连我都看不清计划的很多关键细节，更何况她了。临近毕业，我发现这个计划充满风险，要实现它很不容易。即使顺利，我们也要分离很长时间，她要单独、长期地面对诸多困难。那时我知道的交大校园情侣们，如果毕业时人分两地，断掉的基本上是百分之百。那个年代不比现在，分配到不同地方的两个人，经常几十年也不能调动到一起。我可能落脚的东北、广东、海南等地，都离上海很远。1990年代初的通讯和交通还很落后，也昂贵。相隔几千里的两个人，每年只有春节时才可能团聚几天。见面那么少，要保持感情都很难，家庭生活就完全谈不上了。熟悉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早就提醒过我这些风险。随着毕业日期逼近，我也逐渐看清形势，看懂我和雪梅的关系正面临巨大威胁。“她还会继续接受我吗？”是我躲不开的焦虑。我们分手突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可能。

鼓起勇气求婚

面对人生关口时，与事先预想时，人的感受很不同，即使曾完整预想过眼前局面。在我毕业分配期间，我职业前途的局限、出国的障碍、我与雪梅未来的两地分居、她将独自承受的压力，等等问题一下子变得真切可触，我俩都体会到。了解我们的人也看得清楚，我在劫难逃、她处境很好。如果她现在选择分手，就不会跟我倒霉。身边很多人暗示，有的甚至明说，我俩的结局已经揭晓，我的问题造成我们恋爱不靠谱，我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她原本不需要面对的困局。几位亲近的朋友也流露出悲观，好心地警告我说，如果我离开上海，我和雪梅也就断了。大家的意见都很中肯，我完全理解，于是歉疚感在心里汹涌。我不想成为爱人的累赘。

当年我主动参加六四，早知道要付出代价，所以根本不怕眼前困难。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就是拒绝服输，认定以后总有新机会，办法一定会比困难多。对于自己的未来，我内心绝决；但关于雪梅，我信心坍塌。从她的角度看形势，她为什么还愿意和我结婚呢？我回答不出来。在我知晓的所有校园情侣里，女生在类似情况下都退缩了。更何况雪梅甩过外地男友，她说那是因为没有爱。平时我有自信心，愿意相信她，不会多想。但危机之下我自信心骤降，疑心浮起，“她也可以甩了我，然后对别人说因为我们没有爱情了…”。

我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涌现出各种分手场面，想象她可能提出的具体理由。比如她可以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前途太艰难，我们连个实在方案都没有，还谈什么结婚？再比如，她摆出无辜受害者的姿态，怪罪我以前误导她。六四后我蔑视未来困难，平素轻松自信，客观上让她以为我胸有成竹。但如今事到临头，我一筹莫展。她可以指责我太虚狂、眼高手低、不足以担起家庭责任，然后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再见，等等。

我自知无权把我俩的关系视作理所当然，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沟通。既是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也是给她一个和平、安全的场合表达想法。如果她愿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体面地离开我。作为原则，我不想强求、也不想乞求她，而希望两个人把重要问题都摆在台面上，她撇开所有外界影响，包括不被我的想法挤压，自己思考，独立做决定，然后亲口告诉我。于是我认真地拟定了几条要点，准备与她开诚布公地谈一次。

那是个周末，午后我们去我宿舍。宿舍楼是当时少见的高层建筑，电梯恰好故障，爬楼梯时我们一边说闲话一边喘粗气。楼道里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俩的回音隆隆。我看她很放松、心情也好，就对自己说，别再拖延了，就在今天吧！进了房间，室友不在，室内阴暗狭小。透过窗户，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地面上屋顶与树冠鳞次栉比，车辆和行人缓缓移动，渺小且无声。这僻静的氛围正适合交谈。

我本想说，如以前所料，困难很多；我们讲好的计划太笼统，两地分居后她将面对巨大压力；但是，这个计划还有可能成功，我们还有希望；所以我想法没变，不想分手，还打算结婚。但如果她想分手，就请直接说出来，不要碍于情面藏在心里，也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或闲言。那样的话，我会理解和接受，以后还会心存友谊。当时校园里流传着男生在分手后死缠女生的故事，所以为了让她感到安全，也为了我的自尊，我还计划说，我们要分就分得彻底，事后都不要联系对方，避免折磨、耽误彼此…。

可是真的两个人面对面，我眼睛看着她，张口说话了，心里却变得慌张。我突然害怕她真说要分手，所以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直到今天，我还能完整列出当年预备的谈话要点，却从来不知道其中哪些我说出去了，哪些并没有，只在心里练习过很多遍。她听着我颠三倒四的叙述，很快就听懂了话题的严肃，也感觉到我语气里的不自信。她本来轻松的神情变得凝重，整个人都沉静下来。我继续讲，她默默地听，并找位子坐下，头自然低垂，后来越垂越低，低得让我完全看不见她表情。我心里就更没底，人变得更慌，思路也更混乱，最后乱到断了线，不知道下句该说什么，于是两个人陷入沉默。寂静中我胸口怦怦的心跳带动整个身体震颤，努力压制也无济于事。片刻之后，她意识到我停了，抬起头直视我，脸上竟挂满泪水，但神态很镇定。我记得她说，“不嫁你，我嫁谁？我们现在就去领结婚证！”

…

很多年以后的一个中午，在纽约唐人街一间小饭馆里，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用餐。远处闹市传来缥缈的歌声，“…爱真的需要勇气…终于做了这个決定，別人怎么说我都不理…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声音忽隐忽现，歌词循环往复。那是某个店铺在播放一位女歌手的唱片。我从没听过这首歌，却无意中听懂了它的意思。我的心境猛地被拉回到当年求婚的情景，好像我又与雪梅面对面，她正在安静地听我说话，她的下一个反应将决定我得到、或永久失去我唯一盼望的未来，我的心脏又像当年那样狂跳。在求婚前我已做了思想准备，以为可以应付她任何决定。如果她拒绝，我计划理智地接受，平静地离开。没料到，在等待她回答时我紧张得不能自持。眼睛看着她让我头脑变得清澈，仿佛看到了失去她以后我将多么失望、生活将多么空虚。感谢她答应我，让我避免了余生绵绵无绝期的遗憾与伤心！感谢她的坚定和勇敢！感谢上天让我遇到她！

领证结婚

申请结婚的过程，让我们体验到这个社会怎样欺压小民。获得系里批准后，我还需要交大研究生院出具的结婚介绍信。那里的工作人员早知道我，办理时百般刁难。比如他们要求我和雪梅共同签字，保证结婚后不要求交大给我留沪指标。后来得知，按照当时的内部规定和惯例，配偶在上海的毕业生享有留沪优先权，交大要特别把我排除出这项待遇。按法律，他人不可以为结婚设置额外条件，学校规章里当然没有这种要求，也没有听说过类似先例。何况雪梅不隶属交大，交大根本无权要求她签字。但是国内的机关只服从权力，不在乎什么道理、常识、或法律。在他们眼里，如果你被权力敌视，又没有背景或关系，他们就会用各种手段卡你，不让你好受。交大把我归类为“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又认定我没有反击能力、弱势可欺，所以毫不心慈手软。我们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屈辱地签了字。我永远不会忘记签字时雪梅脸上的愤怒与委屈。她内心高傲，为爱情不惜违逆她敬爱的父母，却因为要与我结婚，不得不在心怀歹意的小官吏面前低头。在国内的制度下，即使在结婚这样纯粹私人事务上，平头百姓也被随意欺负，没有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机制或手段。

结婚那天是个平常日子，雪梅上班，我上课和做科研。我们约好午休时碰头，然后一起去领结婚证。婚姻登记处里混乱嘈杂，要结婚的人排成长队，轮到我们时已比预想晚很多。记得为制作结婚证，经办人向我们索要合影照片。我们说没准备，她很惊讶。不知是她特别通融、还是政策本来允许，她把我俩的单人照并在一起贴在了结婚证上。办完手续后，我和雪梅本想一起吃顿饭庆祝，却发现午休时间早过了。我们下午都有工作安排，于是只好匆匆挥别，连饭也没吃。雪梅先骑车离去。我站在喧嚣的街头，透过熙熙攘攘的车辆与行人之间的缝隙，看着她纤弱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淹没在自行车洪流中，心里不禁涌起一股温暖，感叹从此以后她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

我们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享受新婚之喜，因为面临的困难真切而急迫。从个人角度看，结婚把我们拴在一起，只增加了负担，却没有回报。她在上海的安定生活因此受到威胁；我也有了掣肘，人生选择骤然变窄。对于眼下一无所有、未来前途不定、必须靠奋斗才能生存的青年，这种负担显得特别沉重，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多校园情侣在毕业前分手，就是为躲避这种负担。在领证前夕，我打电话给父母，但语焉不详。太多事情不确定，我心里一团麻，没多少话可讲。除此之外，我们没告诉其他亲友，也没有任何仪式，气氛凄凉。我们连“觉得自己在勇敢捍卫爱情”的骄傲感都没有。而坚决要结婚，只因为两个人都不敢违背初心，都舍不得眼前人。

匆匆结婚后，我顿觉要为两个人负责，心态与想法和以前大不同。虽然知道单靠自己、不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我不太可能留在上海，但还是死马当活马医，拼命努力了一番。在当年体制下，学生找工作主要取决于社会背景和关系，比如户口原籍在什么地方、父母在什么单位工作、认识什么人、势力有多大、自己或父母与学校里管分配的老师关系如何等，个人能力和学习成绩用处不大。我的导师资历较深，在交大里说话有些分量，曾试图帮我留校做教员，努力了数月却不成。校方给他的解释是，“不允许六四领头同学留校，是中央的决定，学校无法改变”。我的几位上海同学也帮我联系他们所在单位，但那些单位一听说我没有留沪指标，就没下文了。

我花了几个星期去深圳、珠海、和海南找工作，在那里的私营和外资企业里遇到过一些机会。那些公司不要求新员工有本地户口、或迁入人事关系等，对我来说是好消息。但他们也不帮新人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要入职，就必须自己事先安排好所有相关事宜。比如按当时制度，内地人进入特区需要“边防证”。一般新毕业生只能先把户口与人事关系放在原籍，然后在原籍申请。

随着离校日期一天天逼近，形势逐渐明朗，我找工作的所有努力都没产生实质结果，交大将把我退回吉林。我焦急、落魄，周围人都看得到。当时有个小插曲。我的导师一直关心我，如家族长辈对待孩子。虽然他也无能为力，但怕我悲观泄气，特地把我叫到面前，推心置腹地问我对未来人生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也说不准，因为太多事悬而未决，“但有一点肯定，我下半辈子要和雪梅在一起。无论遭遇什么，我都要做到这点”。他听后一怔，没说话，但眼睛里灵光一闪。我当时没多想，后来忆起，觉得我的话太像爱情宣言，在那个情景下讲，有点突兀。我向来信任老师，所以说话不设防，脱口讲出正在想的事，全没考虑时间与场合。

雪梅父母错愕

雪梅父母不知道我们领证结婚，但密切关注我的毕业分配。最开始他们只是观望；迟迟没听说我有接受单位，他们变得忧心，然后焦急；最后得知我要回吉林，他们转为愤怒，愤怒我既然不能留在上海，为什么还要和雪梅谈恋爱？他们要求她与我分手。其实我理解并同情他们。如果我姐妹处在雪梅的境地，我父母的反应也会类似。

整个恋爱期间，她父母一直不了解我的详情，因为她不愿多说，怕他们瞎操心、干涉我俩的事。她父母自然对我有很多疑虑。首先，他们非常害怕她嫁到外地，所以担心我毕业后离开上海。但她父亲多年指导研究生，知道一般交大研究生毕业后留上海并不很难。其次，他们害怕我玩弄感情，伤害她。在他们看来，她过分投入这场恋爱，简直神魂颠倒、丧失理智。他们担心我是那种特别会讨女生欢心的男生，外在浪漫热情、关键时刻却不把女生当回事，所以总提醒她要谨慎、与我保持足够距离。比如她妈经常骂她，说别人家女孩谈恋爱时都很矜持，只有她不然，每次接到我电话，马上放下手中一切，什么都不顾就冲出家门。好在她心思坚定，不容任何人对我们的关系置喙，父母也不行。其实他们错估了我，也错估了雪梅。在我俩之间她从不是弱者。她对我始终真心一片，但如果她想玩弄我，论思想深度和恋爱经验，她都绰绰有余，很可能手到擒来。而我即使想骗她，也没那个能力。

现在回想，雪梅在认识我之初就看清我很可能将离开上海，也懂得如果她父母发现这点，绝不会允许她与我恋爱。所以她虽然很早就喜欢我，但迟迟不能下决心。父母在她心目中太重要。她需要时间确认、再确认自己的意愿，然后凝聚内心力量，想好总体应对思路。选择我就代表她将不得不与父母冲突。而我不懂人情世故，不体会她这层心思。在这方面我头脑简单，她也知道我头脑简单，即使她与我商量，我也帮不了她，还可能造成误解，给她添乱，所以她一直没对我详细谈她父母的态度，只说她家的事她负责，我不用管，也无需担心。在我们恋爱期间，她一直瞒着我单独应付父母压力，真难为了她！

总之，在我毕业分配之前，对她父母我俩都绝口不谈我未来去向。我倒从没想隐瞒或误导他们，只是像没那回事一样。在读研究生的两年半里，除了最后一两个月，我确实没花什么心思在分配问题上。那时的我少年不识愁滋味，懒得想这类事，也不知如何想，傻傻地乐观。她父母看到我们轻松快乐，就误以为我俩已靠自己安排妥当、我留上海不成问题。她曾甩掉不能留在上海的外地男友，她父母见证了全过程，所以对她比较放心，觉得她足够成熟，在关键时刻和关键大事上不糊涂。他们没发现我品行上的大毛病，又看到她与我恋爱时那么开心，就没狠下心来阻止我们交往。但我分配去向揭晓，我将回原籍吉林，她父母惊愕，懊悔当初管得太少，态度于是急转直下，开始强势介入，全力压迫她与我分手。

患难显真情

在我毕业分配期间，我和雪梅共同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坏消息。我拼命找工作，用忙碌驱散所有忧愁。但她没有类似条件。各种困难和压力渗入她每日生活，赶不走，也躲不开，所以更烦心。父母不理解最折磨她。他们为她担忧，心急上火，天天找她吵架。雪梅本性温柔随和，从小尊重父母，只在与我恋爱这件事上如此强硬，让父母大为意外，觉得模范女儿怎么在终身大事上如此糊涂？顽固得无可救药，叛逆大爆炸了！他们每次谈话都谈不拢，她父母既生气又焦虑。争执愈演愈烈，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变得水火不容，让雪梅心无宁日。

分配方案确定后，我第一次去她家就撞见吵架。那天我敲门，她妹妹开门。我看见雪梅正在哭，她父母眼里也闪着泪光。全家人都阴沉着脸，没人搭理我。之后其他人躲到隔壁房间，只剩下我和雪梅。她坐在书桌前、身体伏在桌面上、头深埋在臂弯里，也不抬头看我。我在她旁边坐下，看不到她的脸，但能听到她低声啜泣，看见她脊背不停抽搐。我们一动不动地呆着，没人想打破沉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5分钟、10分钟、半小时…，慢慢地她哭声渐没，屋里变得鸦雀无声，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全家人都在几步之间。于是一股压抑的氛围开始滋生，像一团扩张的毒气，逐渐蔓延到每个角落，然后逼近我，爬上我身体，沁入我每个毛孔，将我死死缠住。其情也哀，即使在今天我都不能狠下心来详细追忆…。后来我几次去她家，气氛都大同小异。

在单位里雪梅也事事不顺心。文革之后，由于工农兵大学生集体性欠缺专业能力，全国科技单位都出现人才断层。她所在的设计院也如此，专业骨干严重老化，单位于是在新大学毕业生里物色有潜力的人，重点培养，逐步委以大任。论工作能力和学历背景，雪梅都是同侪中的佼佼者，本应入选。但领导们风闻我可能离开上海，就认为从长远计她会跳槽。领导的疑虑让她错失了很多重要机会。另外，结婚后她自动参加单位里排队分房。单位按各项指标给排队者打分数。因为我没有上海户口，她的分数就特别低，实际上等于没了希望。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虽然她不太在乎单位里的荣辱，但是挫折感积少成多，也让人难受。

我们刚结婚就要分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这让雪梅的心情极度低迷。我记得很多次，她一大早跑来找我，见面就开始流眼泪，告诉我她整夜未眠。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会莫名地陷入思绪，然后对着我潸然泪下。我安慰几句，她就数落一通在家里和单位里的各种委屈。但她从不埋怨我。她从没有因为我不能留在上海而怪罪我，虽然我俩都知道那才是她所有问题的根源。我曾问她，“你怎么不怨我？”她回答，“我怎么可能怨你？我永远都不会怨你。”语气里带着凄楚。我无言以对，暗自柔肠百结。她懂得我的处境，但抛开所有顾虑，把命运锁在我身上。与此人生抉择相对应，她全盘接受我，拒绝任何瞻前顾后。我对我们的长远计划倔强地抱持信心，但我的顽强不能平息她父母的愤怒与担忧，也不能帮她解决眼前堆积起来的现实问题。她也懂，所以哭了、发泄一下内心抑郁，然后还得回到现实。

她真的流了很多泪啊！那段时期哭是她的常态。她在我面前彻底无助地哭，哭累了，再抹掉眼泪，把勇敢的面具摆在脸上，重新投入那个她必须单独面对的灰暗、冰冷的小世界。这个场景一遍遍重演，“燃烧”这个词就不断跳进我脑海。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在“燃烧”。爱情中的女人，旁人很容易看出来。那时的雪梅，眼神里充满对我的期许，举止中透露着内心的义无反顾。身处逆境，她整个人都换了样子，初识时的轻松娇媚变成了倾心之后的弃世绝尘和成熟的柔情。她在爱情中燃烧着自己，在巨大的压力下信任着前途渺茫的我，坚守着两情初相许时她立下的铮铮誓言，丝毫不动摇。

周围人的态度

可能出于天生个性，我通常不太注意、也不太在乎别人如何看我。但那个时期的几件小事还是留给我清晰记忆。在领证结婚前，一次为联系工作单位，我去系里开证明。当时我们系原有办公楼正在翻修，包括系办、党办、后勤等多个部门都集中在一个木板搭建的两层临时建筑中办公。六四前我曾是学生干部，与系里各路老师都相熟。在楼下时我就听到几位管行政与政工的中年女教师正在热烈争论。其中一位高声说，“像TA那样的个人条件、家庭条件，在上海滩上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不要太容易呦！…”她们从来热衷婚恋话题，当时几个人各不相让，你一句我一句，但我只听清这寥寥几段。为找工作我心乱如麻，自顾不暇，没精力多理睬。

上楼后我找到主管老师。办完手续，她随口问道，“你和雪梅现在怎么样了？她父母什么态度？”我没话可说，又不能不回答，就胡乱支吾几句。她听出我有难处，贴心地提醒我，“可能她父母只是不满意你家条件”。我原本心不在焉，突然被她的话冲撞，诧异之中以为她说我父母社会地位不够高，就不得要领地反驳。她听后笑笑，没再说什么。我走出门，凉风吹来，马上明白过来。在我进房间之前，她们其实正在谈论我和雪梅，她们口中那个TA是雪梅。老师说雪梅父母不满意我家，是指我家不在上海。她以为我懂这层意思，不必直说，只需点到为止，所以没讲出“户口”二字，没想到我不仅没听懂，还误解到离谱的程度。

后来我开结婚证明，又由这几位女老师经手。办手续时，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很客气，笑嘻嘻地对我问东问西。我则匆匆忙忙，没来得及体会一下她们的心思。现在回忆，其实她们的想法都写在脸上，从没掩饰过，我却视而不见。领证几天后，一次我与雪梅走在校园里，迎面遇到那位主管教师。她停下来关切地问我们正式领证了吗？我说领了。她再转过头，眼睛盯着雪梅。雪梅又说了一遍，“对，领证了”，还高高兴兴地讲起过程。这时我看老师脸上的笑容迅速凝固，变成惊讶。其实“惊讶”已不贴切，至少可以说是“惊恐”。在那个瞬间，她的神情异乎寻常，脸都有点变形。我很难精准描述，但印象深刻。

写这篇文章时，我回忆起这个片段，才想通其中意义。这些老师对学生的权力与信息优势都非常大。她们经手我的结婚申请，参与决定我的毕业分配，参与调查我的六四经历，负责执行学校对我的不公开政策，撰写我的人事档案，等等。她们全面了解我的情况，社会阅历又深厚，因此从来没相信过我的结婚计划，都认为我异想天开、一厢情愿。雪梅怎么可能同意？即使雪梅一时冲动，在最后关头雪梅父母也不会答应。所以听到我俩真领证了，老师大吃一惊。不过在当时，片刻之间她就调整好自己，连声祝贺我们，并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说就算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那是美国片《人鬼情未了》(Ghost)，在最时髦的上海影城里放映，看过后我和雪梅都很喜欢，感谢老师！

本文初稿最先在熟人中传开，有位在美国的老朋友通过电话与我长谈。当年他在交大作青年教师，也在谈恋爱，同时努力出国。我们曾经很熟，常促膝交流，话题主要围绕留学。偶尔涉及彼此的女朋友时，自然说到雪梅，但都是泛泛而谈，印象里从没深入讨论过。到美国后我们各奔东西，几十年没联系。电话中他讲到，当年我和雪梅在校园里很惹人注目，很多青年教师在私下里议论我俩的事。大家普遍认为外地人找上海人，最大好处是方便毕业后留上海，他们认为我找雪梅肯定也出于这个目的。他还坦承，他自己就曾这么想。

我听后震惊。一是像他那样熟悉的朋友，算是见证了我和雪梅恋爱结婚的全过程，对我们的误解竟然也如此深。这刺激了我。我原以为自己想法简单，周围人一眼看穿，甚至觉得他们与我思路一样；现在却发现他们彻底想歪了，如果我不说出来、不说清楚，他们将永远误解我们。后来我决定改写初稿，从侧重故事情节、转为侧重我们的心态和观念，这通对话是重要诱因之一。

二是我总觉得当年是人生低谷期。我不断挨整，别说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作为我的伴侣，雪梅也遭受牵连，无法身局事外。没想到因为我俩同入同出、亲密无间，招来不少陌生人的目光，让不喜张扬、总想躲在人堆中的两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声名远播。众人的关注往往隐含一份羡慕、甚至嫉妒。这提醒我，那段岁月并不像我习惯性认为的那么糟糕，因为爱情美好，足以抵消恶劣时运，而且绰绰有余。我不应该身在福中不知福，更没理由顾影自怜。

“你们怎么想的？”

在我面临毕业分配时，我和雪梅得到身边老师与同学们的真诚关心，我们都非常感激。他们很聪明，看得懂社会里的利益游戏，并主动帮我们分析形势。在他们看来，我俩做着明显的、不可理喻的傻事。比如很多人为我们想到一条出路，就是在我还有交大学生身份时，我们结婚，然后把我的户口迁入雪梅家，从上海集体户口换成上海个人户口，毕业时我就可以按上海户口身份找工作。所以他们本以为毕业前我俩匆忙结婚，就是为了在毕业分配时我可以利用她家户口与关系留在上海。但我们根本没那么做。于是就有多位朋友在不同场合诘问我们，“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a.“何必不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

我从没想过求助于雪梅家。记忆里，在她父母面前，我连一个字都没提过我的毕业分配。心里的高傲不允许我走这条“庸俗”之路。我不容分说的态度也挡住了雪梅的嘴。在我分配结果揭晓之后，她父母不断劝她和我分手。经过无数次严肃谈心和激烈争吵之后，他们逐渐看清她坚信与我的爱情。在他们眼里，她冥顽不化，傻得就像俗套小说里被花心男骗的痴情小女生，即使讲明可怕后果她也不为所动。于是他们开始在她面前质疑我的诚意，核心说辞是我不认真，没真想和她长久，回老家后就不会再来上海，所以她千万不要为我耽误青春。他们依据的理由就是，如果我真想与雪梅组建家庭，早就求他们帮助留在上海了。我没那样做，就反证我不认真。

很熟的朋友进一步问我，“你为内心骄傲拒绝向岳父母求助。这种骄傲有意义吗？是不是太幼稚？”大家都懂，内心骄傲属虚空、个人前途才实实在在，为前者牺牲后者是犯傻。但这种骄傲是我人格的一部分，在我眼里很实在，所以我从来看得重，甘愿为之“买单”。在整件事里真让人惊讶的是雪梅允许我这样做，并与我一起买单。

具体讲，当时我有多个理由不求助岳父母。首先，我有少年人的“爱情洁癖”。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我爱雪梅完全出自内心、不沾染任何利欲。我只要她，不要她身外任何东西。如果依靠她父母获得对一生都重要的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我以后可能长期质疑自己的初衷。再者，如果借助她家户口和关系留在上海，我很可能进入传统国营单位。经过六四以后，我心里排斥那些工作。最后、大概也是根本，我希望保持初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厌恶公家单位里的官场气氛，并一直探求不一样的人生。那时南方经济特区出现不久，为我提供了实践想法的机会。即使风险很大，我也要全力试一试。我当时觉得只有坚持理想，我才能继续尊重自己，才配得上雪梅给予我的真挚爱情。

b.“雪梅为什么坚持嫁外地人？”

周围人问雪梅，“你这样自身条件和家境的上海女生根本不愁嫁，何必一定要嫁外地人？不但陷自己一生于风险之中，也让父母担惊受怕，让全家矛盾重重，何苦呢？”雪梅从来向往爱情，爱情是她人格的核心。她觉得自己能为爱情做任何事，所以配得上最美好的爱情。这是她自尊和自信的基础。因为我们相爱，所以她就嫁给我，即使我是外地人，即使她父母不同意，因为她觉得，为了真爱，她能承受一般上海姑娘承受不起的困难。现在困难如期而至，如果她不能坚守本心，就得向世俗投降，落入被人安排的、让她感到窒息的生活方式里。那样的话，她做人的原则就会被破坏，理想就会泯灭，自尊和自信也就被摧毁了，所以她坚决不放弃与我的爱情。

我对雪梅的理解和信任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刚进入毕业季时，我不敢指望她眼见我沉沦还坚定不移。说白了，我的毕业分配就是我不断挨整的过程。那些管得到我的人和政策，构成了一架无形的“台虎钳”，把我牢牢夹在中间。有段时间几乎天天有坏消息，我们一起感受台虎钳一点点被拧紧。压力之下我不想放弃，但暗地里害怕她心生退意。“如果她提分手，我扛得住吗？”我经常自问。被这样患得患失的情绪占据，我没有勇气与她谈及结婚，也无法冷静体察她的心理。多年以后我才懂，她当时比我更害怕。她早在私下里做了庄严的决定，余生要与我在一起。女生心有所许之后，最怕男生软弱薄情。她看清我面临的困难，担心我畏惧退缩，放弃她、逃回老家，再按当时校园情侣分手后的俗套，在父母撮合下迅速找个门当户对的本地姑娘结婚。那样的话，她人生中最大的赌注就将落空，她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她也害怕提结婚的事。结婚于是成了我们之间的敏感话题。

我们都猜疑了对方，在那种环境下也在所难免。我们还没有共同经历过风雨，却都见过很多校园情侣毕业来时各自飞。从前我们曾讨论过这个现象，还一同感叹，恋人之间总是更深情的那个更被动、只因情深就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两个人都深情。在我毕业分配时，我俩从各自角度出发，都暗地里下决心，无论分配结果如何，自己绝不放弃爱情，但都担心对方挺不住、压力之下选择逃跑。最后我开口求婚，打破僵局。她思想上的大石头落了地，心花怒放。但她也很清楚，自己一句简短的同意之后，我的困难也成了她的困难，她从此踏上前途茫茫的不归路。在接受我求婚时，这些强烈而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她激动、落泪。

危难之中见人心。在毕业造成的困境中我看清雪梅的情义，被她折服，从此死心塌地地爱她并信任她。人的灵魂在平日里都深藏不露，他人很难知晓。但有些灵魂如此美丽，有朝一日当它显露真容时，就连身边最熟悉的人也被震撼。

c.“雪梅喜欢你是因为门当户对！”

大多数人理解为什么我爱雪梅，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雪梅爱我。从我们年轻时到现在，都有一些很熟悉的人认为，她喜欢我主要因为我们都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坚信爱情需要门当户对，就把这个观念套用在我们身上。

我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对教授儿女群体有切身认识。与外人想象的相反，他们中的主流看不起书呆子、最崇拜“社会人”。他们一辈子观察父母，发现当父母还心存对学术的尊重时，就会在单位里做傻事、说傻话、得罪那些得罪不起的人，造成评不上学术职称、行政职位得不到提拔、工资涨得慢、房子分得小等，严重的还会在政治上犯错误，挨整、被打倒，然后全家跟着倒霉。同时他们看到父母同事中那些成功的人，不但包括书记、校长、主任等官员，也包括院士、著名学者、教授、专家、总工等学术和业务职位上的人，之所以得到高大上的位子，关键不在学问好，而是因为他们政治嗅觉灵敏、见风使舵及时、懂人情世故、会搞关系、会把假话说得冠冕堂皇等。

单说教授家女儿们，与所有女生一样，都需要嫁得好才能一辈子过得好，当然就需要在年轻时找到未来最可能成功的男生做老公。她们根据从小了解的父母辈经验，梦想自己的如意郎君像爸爸一样聪明、一样有高学历、一样毕业于名牌大学，但不要像爸爸那样迂腐，也就是要比爸爸灵活，更会见风使舵、搞关系、说假话等。所以她们在寻觅恋人时青睐同学中的社会人，例如学生干部、甚至校园混混，但坚决不要书呆子。当然，并非所有教授家女儿都如此，但这种人比例奇高，例外都算凤毛麟角。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教授家女儿们的想法是对的。离开学校后，社会人类型的同学明显更成功，而书呆子升不上去。例外只在国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中，书呆子类型平均比社会人类型更成功一些，主要因为前者在数理、工程等领域能力扎实，而后者在国内练就的那套欺骗人、敷衍事的手段在国外没大用。但是大多数教授家女儿们不出国、或在国外呆过几年后又海归中国，发生在国外的事对她们来说相对不重要。所以总体讲，女生为了物质生活好，找社会人做老公确实优于找书呆子。这就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几代教授家女儿们都偏爱社会人，瞧不上书呆子。

倒不是说重视物质生活的教授家女儿们都不愿嫁给书呆子。书呆子也有一些优点，比如“老实”，这在追求安稳的女生眼里很重要。但是，即使嫁给了书呆子，她们也把书呆子视为第二或第三选择，不是最优，不是梦想，当然也就不是真爱。而青年时代的我向往爱情，要求我爱对方、对方也真心爱我。所以这类愿意接受书呆子的女生即使有，在我眼里也与不存在一样。

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对同一个现实，所以很多男生们懂得和理解女生不喜欢书呆子的心理。记得上大学时，宿舍里几位与我关系要好的同学感叹我书呆子气太重、担心我以后找不到女朋友，就看似开玩笑、实际上很真心地替我出主意，建议我找个农村姑娘。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是教授，但没人建议我去找个教授女儿，因为都觉得教授女儿肯定精明、不会喜欢我，只有在农村姑娘中还可能找到不知算计、喜欢像我这样好读书的人。

我也觉得自己不适合精于算计的女生。我来自中小城市，我母亲就曾是农村姑娘。我觉得来自农村或小地方的女生亲切，但很快发现她们中的主流也喜欢社会人、不喜欢书呆子。原因很简单。能考入交大的女生，基本都来自各地精英阶层，父母在政府机关或公营企事业单位里工作。那些地方与我熟悉的大学类似，成功者也必须见风使舵、会说假话。坚持原则、说真话的人也只有倒霉。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哪儿都一样。于是我逐渐懂了，女生是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或来自大城市还是农村，都不重要。

我和雪梅确实来自大学教授家庭，但我们都是教授儿女中的异类。我们也看到其他人看到的社会现象，但在相识前我们都已与主流分道扬镳。六四后我明确决定，为了良知和真实，宁愿一辈子做个普通人，不求闻达。她也很早想好要嫁给爱情，因此跳出了流行的世俗思维。可见，“因为雪梅出身教授家庭，所以喜欢我”的说法不对。应该说，虽然雪梅出身教授家庭，但还是真心喜欢我。我们也许门当户对，但那不是我们相爱的原因。

d.“雪梅是否被爱情冲昏了头？”

一些人评论雪梅，“爱情中的女人智商变低。她大概昏了头，没看清现实，才接受了你们的超级裸婚”。其实，“爱情中女人智商降低”之类流行观念，本来就似是而非，更不适用于那个年代的交大女生。她们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普遍精明干练，包括对待婚恋。我从未见过哪个女生在结婚时“被爱情冲昏头脑”而忘记现实。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极少。倒常有人“被现实得失冲昏头脑”而忘记爱情。在我们恋爱期间，我也曾担心雪梅想结婚是感情冲动。但在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近距离观察她思考和做决定之后，我就懂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雪梅与我结合，是她完成了一个女生对于自己终身大事应该有的、谨慎而全面的思考后主动做出的人生抉择。但对于婚后物质生活，她只要求过得去。我毕业后一年左右，我们在上海团圆，第一次筹划小家庭。她要求我去找我们自己的住处，因为她父母不接受我，我们不可能依靠他们。至于居住条件，她只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有独立卫生间，不需要与他人共用，其他方面她都可以商量。她当时对婚姻的想法，也是对我的物质要求，就这么简单：有工作、再加一个独立小公寓。她都没想过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租住就满足了。当然她也盼望我成功，而且越成功越好。一次我们逛街，她感叹道，“真想有朝一日买东西不用看标价呀！”她只随口一说，后来就忘了，但我一直记得。不过落实到具体，她从没要求我发大财、做大官，最多希望在遥远的将来，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可以搬进一套两室一厅。

婚恋中雪梅虽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对感情要求很高。认识我时，她思想已成熟，婚恋观通透，又知道追求者们在排队，所以怀揣受欢迎女生都有的骄傲。她曾因各种原因拒绝过多位优秀男生，如果她认为我对她的感情不可靠，或者我的物质条件恶劣到让婚后生活难以为继，我相信她也会拒绝我。在大约两年的恋爱期间，我们多次深入谈及我的处境。她有自己的见地，我们商量后一起制定了未来计划。所以在决定结婚时，她全面了解我，看清了当时能看清的所有重要方面。她选择我不是一时糊涂，而是以双方爱情为出发点，认真评估现实后得出结论，只要我们同心就可以战胜困难。基于这样的爱心、信心与决心，她才答应嫁给我。冰雪聪明的她，不可能盲目、冲动地结婚。

那时我俩的头脑都非常清晰，可以说异常清晰。我们都考虑到眼前的形势、未来的多种可能、以及做人和对待爱情的原则等。当时的思考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为了捍卫爱情、保护对方，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得特别多。有人说，“爱情中的人都糊涂”，或“如果头脑清楚就不是真爱”。我觉得他们要么没有真的经历过爱情，要么没有准确道出自己在爱情中的心态。爱情不是傻瓜的专利，与理性并不矛盾。事关自己与心上人的一辈子，我们怎么可能不认真对待？

我处于人生低谷，雪梅却愿意嫁给我，因为她希望我们变成一家人，从此同舟共济。所有心怀爱情的人都希望与对方亲密无间、两个人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献出自己的忠诚，期盼对方明了自己的真心、并以同样的忠诚回报。雪梅要与我同进退，荣辱与共。她觉得，如果因为我未来有风险，她就等等看看、推迟结婚，那么我们还怎么算一家人？她希望自己永远有资格对我说，“面对任何困难，我都和你站在一起，从来没有动摇过！”这就是她在爱情里的自尊，也是她始终恪守的原则。

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她把命运赌在爱情上，践行自己的人生信念。很多熟悉我们的人见证了她钢铁般的坚定，因此对她肃然起敬。在我眼里，她本是位娇柔的江南女生，却在危难之际用行动展现出真的勇气。与这样的心上人为伴，我怎么可能在人生战场上退缩或懈怠？她忘我、无畏的爱情是我灰暗生活中的光明，警示我不可因为连续的挫折而气馁、也不要被眼前的逆境压低视野，时刻鞭策我朝心中理想砥砺前行。

e.“你毕业时前途不定，结婚是否对雪梅不够负责？”

我也非常严肃地规划我们的未来。我希望毕业前结婚，因为不然的话我和雪梅就永远断了。我求婚时大约是浦东新区成立前的半年到一年，上海还禁锢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远不像一两年后那么开放。比如买食物还需要粮票，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也需要票证，只有本地人可以按户口定期领取，外地人没资格。我们无法预知后来的社会变化，当时认为，如果我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留在上海，不但无法发展事业，生存都成问题。她嫁给我，是希望我前程远大，而不要我成为废物。所以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毕业后我只能离开上海。另外，上海是我参与的民主运动被镇压，我和朋友们被关小黑屋、并在政治上挨整，我在读书期间和毕业分配中被欺负的地方。排除雪梅的因素，在感情上我也不留恋这座城市。

作为原则，我和雪梅都认为应该依据爱情的程度，而不是任何其他考虑，决定是否结婚。我们也都清楚，如果在一起时爱情都没有强大到让我们结婚，以后天各一方，爱情就更难增长到结婚的程度了。所以如果要结婚，我毕业前就是最好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如果任何一方选择不结婚，就是用行动承认，我们还没有相爱到要终生相守的地步，以后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内在动力为重聚而奋斗了。那么毕业时的离别就将是永远的分手，我们憧憬的共同未来，连同曾经的浪漫甜蜜、海誓山盟，都将灰飞烟灭，化成过眼云烟。我绝对不想要那样的结局，所以决定求婚。

另一方面，面对非常不确定的前途，我敢于结婚、把雪梅的一生与我的命运挂钩，是因为我们一起审视过最坏的情况。婚后我肯定会为家庭而勤奋努力。就算运气不好，所有瞄准更高目标的尝试都失败，在没有大灾大病的情况下，最坏的结局也只是我在深圳、海南等地为外资或私企打工，成为一个没有当地户口的小白领。也许工作会辛苦繁忙、生活中会有不方便和不如意，但是可以预见，我的事业在几年内能走上正轨。根据当时经济特区里硕士毕业生的一般薪资和福利水平，我们计算，即使雪梅不工作，我也能为家庭提供正常所需，并且我们的生活水平将远好于大多数上海市民，也好过我们双方父母在年轻时的情况。所以雪梅认定，即使这种不理想的情况出现，等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稳定了，她自己和她父母都不会觉得她的日子不堪忍受。考虑了在悲观前景下自己和父母的感受，雪梅和我都觉得我们可以承受这样的风险。于是我们结婚了。

两个一无所有的青年就这样走到一起。我们拥有类似的骄傲，追求共同的信念，在扭曲和市侩的社会里，用行动互相鼓励，奋力探寻自己的道路。1990年春天的那个早晨，雪梅在我眼里是个魅力四射的漂亮女生。两年后我离开交大时，经历了共同的磨难，我们已经成为心心相印的爱人、和在人世间打拼的坚定伙伴。

六  探索前程

分离、辗转

毕业后我回到吉林，随即一头病倒。其实在上海时我身体已经出了问题，症状包括乏力、昏睡、低烧不退、脸部与身体多处浮肿等。也去过几家医院，但医生们都没说出个所以然，只卖给我一堆没啥疗效的中西药。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病，但觉得病因应该是毕业季里高强度地折腾和焦虑、我心理压力过大。现在人都知道抑郁症、恐慌症等精神科疾病，但那个年代的人还没听说过，连医生也不懂。我倒从不觉得自己抑郁或恐慌了，当时只是铁了心肠向前冲，不把自己当病人，也没那个条件。为找工作，我每天忙于联系各种单位和人，想办法躲避学校在明里暗里设置的障碍，还要与雪梅一起招架她父母的怒火。形势紧迫，时间不够用，我不可能顾惜身体，只得硬撑。回到我父母身边后，生活一下子变得安逸，紧绷的神经自动放松，于是病情马上汹涌起来。

我卧床不起大约半年后才逐渐恢复。在孤单寂寞的养病期间，对千里之外雪梅的思念尤其强烈，占据我每天大段时间。在上海辞行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彼此相拥，她神色黯然，盯着我说，“以后你决定呆在什么地方，就替我也在那儿找份工作…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把爸妈都得罪了。我已经没有退路，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但寥寥几句后，她本来决然的眼神就崩溃了，双手紧抓住我，头埋在我胸口，嘤嘤抽泣。见她凄凄切切，我当然揪心，尽量安慰她。她再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以后甩了我，我就杀了你！”在吉林的日日夜夜里，这些记忆常萦绕在我心头。多年以后我们偶而提及此事，她矢口否认曾经说过“杀”字，认为自己可能说了“绝不饶你”，但我记忆清晰。

政治上挨整，当然就要承受各种打压。整我的人目的明确且毒辣，就是要“归零”我的人生，抹掉我所有成就。我被丢回原籍，同时被排除出原来的专业领域。我住在父母家，周边环境和每天见到的人都与儿时一样。在交大学习了六年半的专业知识，刚出校门就没用了。身处曾经的人生起点，我心不在焉地应付工作，深知自己的前途不在其中。现实的不遂人愿属意料之中，我倒不在乎。人在低谷，最需要关心的是以后怎么办。我审视社会大局与自己的处境，试图确立切实可行的目标，然后为之努力。脑海里雪梅凝望的目光提醒我不可松懈，要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而拼搏。

在上海读书的那些年，我远离父母，他们对我的情况只略知大概。我回到家，交流变多，他们开始为我想办法。经历过那么多政治运动，他们深知六四的阴影将长期笼罩我，我在国内的前途暗淡，最好的出路是留学。于是借助关系，他们帮我申请到护照，让我惊喜。后来听体制内明白人分析，当时中央面对的压力史无前例，权力合法性受到挑战，非常心虚，所以处理六四后续问题的方式与以前很不同。他们认为，六四分子们离开中国最好，既可削弱国内暗藏的政治反对力量，也可减轻国际舆论的持续抨击。拿到护照后，我和雪梅商量，我们大改计划，出国留学成为新目标，不再考虑南方特区。当时东北还大体保持1970年代的苏联式体制，社会僵化、信息闭塞。我在家乡得不到留学必需的信息，于是决定去北京。

选择北京而非上海有两大原因。一是雪梅还需要和父母沟通，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婚事。如果我这时回去，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二是我计划短期内不工作，没有收入。如果我回到上海，势必在很多方面依赖雪梅。她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她添加新问题。我到北京后，得到姐姐一家和父辈朋友的帮助，住在清华校园里，学习和生活流连于清华与北大两校之间。当时没有手机或网络，长途电话很昂贵、也不方便。雪梅和我主要靠书信联系。她的来信既盛载浓浓的相思，也不可避免地谈及与父母的冲突。她告诉我一件事，现在说起来像个笑话，当时对她却是一场灾难。

我们申请结婚时，雪梅瞒着家里，偷偷拿出户口本，所以她父母一直不知道我们结婚了。我离开上海前，他们天天骂她执迷不悟。我回吉林后，他们也许觉得我们分开了，关系会自然变冷，年轻的女儿将慢慢回心转意，所以心情稍微放松，吵架变成冷战。后来有一天，管计划生育的街道干部上门，要求育龄妇女登记。一家人以为街道搞错了雪梅妈妈的年岁。街道人员回去复查，确认信息来自婚姻登记部门，计生检查的对象是雪梅，不是雪梅妈，于是家里就“雷电交加”了。她父母震惊、伤心。我不在，他们的怒火就都冲向雪梅。那时我们偶尔打长途电话，每次通话她都哭。这件事以后，她每封信都讲到家里的战争。

我在北京新东方培训班学了几个月外语，一天雪梅突然从上海来北京找我。重逢带来的短暂喜悦过后，我们谈起她在上海的各种问题，包括她父母的担忧和家里的矛盾。当时全国都没有租房市场，上海单位一般不为本地单身员工提供宿舍，所以上海大学生工作后普遍与父母同住，雪梅也如此。家里狭小的空间、周而复始的争吵、以及吵架之间的冷战，让所有人都抑郁哀伤。她对着我一边讲一边哭，梨花带雨。满肚子的委屈终于等到倾吐机会，她卸下了在外人面前必须维持的坚强。我看她柔弱无助，宛如扑火的飞蛾，既心疼又自责。与父母冲突到如此程度，她觉得这世上只剩我还可以信赖和依靠。人都有极限，她承受这么大压力，还要坚持多久？面对困难时两个人应该在一起，于是我们计划我回上海。她父母已经知道我们结婚了，不需再瞒。她的收入一直在增长，那时已相对很高，可以支持我学外语。把她送上回沪的列车之后，我花一两个星期收尾在北京的事务，随即匆匆奔赴上海。

上海团圆

在上海，我去前进培训学校学外语，参加各种考试，然后申请美国大学博士阶段全额奖学金。第一次失败，总结经验后再申请…。同时我开始工作赚钱。六四事件后，美国带领西方阵营制裁中国，上海外资大举撤出，经济萧条。1991年6月，老布什政府释出缓解信号，美国开始逐步取消制裁。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上海是这轮开放的最前沿，外国投资逐渐回流。我刚到上海时，就业市场低落。我从国企临时工打字员做起，做过多份工作，还曾被不法公司骗过，经受社会历练。后来，上海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对高学历年轻人需求强劲，我的机会大增。经过几次跳槽，我成了外企白领，工作非常忙，但人很充实。总之，我和雪梅又聚在一起，很幸福。我们都有很好的工作，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刚到上海时，她与父母的关系还延续着因我而起的高度紧张。她是父母的骄傲，承载着他们的希望。父母为她一辈子的平安与幸福着想，严重怀疑我能给她什么美好未来，怨恨我抢走宝贝女儿，看到我时摆不出笑脸。天下父母都觉得自己孩子最好，没人配得上。我父母也一样。为避免不必要的矛盾，我尽量不让双方长辈接触，但我家还是对我在她家的遭遇有所察觉，难免有点忿忿不平。我向我家人解释，她家的反应也属人之常情，我能应付，不用为我担心。好在雪梅很坚定，她父母的态度并不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说到底，大家都为雪梅好，目标一致。

我的归来逼得她全家面对现实，她与父母的长期冷战结束，双方又开始交流，但分歧依旧。雪梅经常对他们抗议，“我们已经结婚了！生米成了熟饭，你们再反对也没用，还不如早点接受”。她父母则每每回呛，“走着瞧，有你哭的那天！像你这样不听父母劝、与外地人结婚、后来后悔的上海人，我们又不是没见过！最后他们还不是哭哭啼啼跑回家，央求父母想办法帮他们回城？”从1970年代到此时的1990年代初，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上海人疯狂要求回家乡，其中包括百万知青，也包括建国后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上海支援内地的人，数量比知青还多。所有这些人，外加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总数几百万，都想挤进已经人满为患的上海。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国家调令，一般老百姓想把外地户口换成上海户口，势比上青天。即使千方百计搞到调令、或叫“回沪指标”，要在上海得到住房也难乎其难。其中很多人为回城、或为城里一小块栖身地，不得不采取各种极端手段，游走于道德和人伦的边缘。他们的故事经常是人生苦情戏和家庭恩仇录，是上海人躲不开的现实和抹不掉的记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亲戚，雪梅家也不例外。她父母深知其中艰辛，所以非常恐惧雪梅哪天以爱情为名，宣布跟我离开上海去外地。他们把我看成灾星，很排斥我。好在我不需要经常见到他们。有时必须去她家，实在躲不开她父母，我就全程跟在她身后。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像个机器人。

后来我在外资企业里工作，工资在一般人眼里出奇地高。第一次发工资，我们顿感有钱了，马上想到给她父母买台刚上市的日本进口录放机。这在当时很时髦、也很昂贵。记得我俩把新录像机带到她家，我不好意思说话，雪梅把机器交在父母手里，脸上全是骄傲的笑容。她父母默默收下，却还是高兴不起来。

我原本一个人借住在留校同学的宿舍里。当时上海大开放刚开始，很多交大往届毕业生从外地回沪找工作，像我一样求助于老熟人，借住在校内各个宿舍里。但校方很快就得知我回来了，界定为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上下都很紧张，坚决撵我走。于是我在朋友和同学的帮助下，租到市区内楼房公寓，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虽然是私下租赁，没有成文合同，随时可能被要求搬家，但论居住条件，在当时的上海算非常好，在同龄人中绝对是上乘。我们有了住房，雪梅搬出父母家与我同住。帮她搬家时，我看见她父母眼里充满泪水，就联想到我姐姐出嫁时我父母的样子。他们都觉得女儿从此离开自己，却前途未卜，放心不下。我内心很同情岳父母，但他们仇视我，我找不到机会表达。

数月后一个周末，岳父母突然要来我们的小家看看。当时我们住在虹桥路，离交大校园不算远。房子是标准的单卧室套间，在六层住宅楼的第四层，邻居们安静和平，小区里干干净净，周边环境也很好。他们进屋后，岳母四下观察，看看卫生间和厨房，再走上露天阳台，倚着扶手向下张望。傍晚时分的街景一片祥和。她没说什么，但脸上露出明显的惊讶。女儿居住条件远好过她预想。当时我正准备换工作，屋里散放着各种相关资料。她看到了就问，没户口的人在上海怎么找工作？我指给她看《新民晚报》上各种外资企业的招聘广告，说我就按上面的地址寄简历和申请书。她瞪大眼睛说，“就这么简单？”我说，“是，就这么简单”。他们那代人上大学后就进入国家编制，从此工作全由国家安排。在他们头脑里，工作变动都听组织的，涉及人事档案、组织关系、政审、户口、粮油关系、住房分配等，手续繁杂，个人有愿望也没用。在市场上自由找工作如同天方夜谭。当时上海刚开启市场经济，市民们既期待又陌生。后来我听岳母在亲戚面前讲到我们，说我在报纸上找工作，自己租房，不靠单位或父母，“就像外国电影里那样”。说话时她口气里带着稀奇，也带着老一辈对年轻人拥有这么多新自由和新机会的羡慕。

再往后，我工作步入正轨，留学计划也稳步推进。岳父母看到隧道前方的一点光明，对我的态度逐渐变好。他们设家宴，正式接受我这个毛脚女婿。饭桌上岳父与我碰杯对饮。他平时很少喝酒，却意外发现我比他喝得还少。他说你别拘束，今天敞开喝。我说我不会喝酒。他笑着说，“东北人怎么可能不会喝酒？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不用在我面前装”。雪梅赶紧替我说话，“他真不喝酒，不是装！”于是全家人争相插话，七嘴八舌，每个人都发表一通关于男人喝酒是好还是不好的意见。席间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又有一天，岳父母特意把我们召到家里，拿出一张万元存折，诚恳地说这是给我们的结婚礼物。一万元在当时算很大一笔钱，对于国营单位职工家庭，更是如此。我吓了一跳，连忙摆手回绝。岳父母始料未及，雪梅也一时不知所措。我说现在有外资企业，我赚钱机会多，我和雪梅不缺钱，所以不想花老一代人省吃俭用多年才攒下来的钱。四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推让，岳父母渐渐动了感情，都流下泪来。我也很感动，领会到他们多么在乎雪梅。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最后也没收下这笔钱。

岳父母接受了我，家里气氛大幅缓解，但他们的疑虑远未消除，只不过被暂时遮掩起来。我不在场时，岳母有时拿雪梅开玩笑，说她嫁了个盲流。“盲流”是“盲目流动人口”的简称，指建国后每次闹饥荒时流窜到城镇找饭吃的农民，特点是没有当地户口。在1960和70年代，上海远比其他地方富裕，街上经常能看到逃荒的农民，所以这个名词曾很流行，但在90年代已基本被遗忘。可怜岳母不得不又想起。因为我没有上海户口，岳父母觉得雪梅未来风险还是太大，一直无法安心。

生活点滴

回忆在上海谋生的那几年，除了不停的忙碌和折腾，我马上就想到几件令人哑然失笑的轶事。计划生育在当时属国家大事，女职工都需要定期检查身体。有次我陪雪梅去医院做体检。候诊的人很多，都涌在看诊室门口。每个病人问诊时间很短，看诊室的门基本保持开着，室内只有一道屏风挡住外边人的视线。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就是如此。我们排队时，周围人窃窃私语，说今天当班的几位中年女护士对未婚先孕的女生有成见，做检查或手术时故意下手很重，让人很疼，并且态度刻薄。我们身边的几位女生听到后就面露畏怯和迟疑，大概她们是来堕胎的未婚青年。轮到雪梅走进看诊室，护士们继续一贯的口气，左一声“小姑娘”、右一声“小姑娘”地招呼，态度跋扈。随后我和周围人都听到，雪梅高声反呛说，“我不是小姑娘！是人家老婆！已经结婚了！”那几个护士被噎得一下子没了气焰，声调立刻降低很多。检查完，雪梅出来，紧挽住我的手臂，一边数落刚才的经过，一边拉着我昂首阔步地走出医院。候诊的那些女生们纷纷转过头来，目送我们离开，赞赏的表情写在脸上，仿佛雪梅也为她们出了一口恶气。

我曾就职于美资高科技公司，出差频繁。公司做派美国化，员工待遇在当时算非常好。比如我们出差去外地，如果能乘飞机就不坐火车，并且往往入住当地最高档的酒店。我经常周一出差，周三回上海，隔一夜再出差，周末回来，一个星期坐四次飞机。在飞机上，只要空闲，经常有空姐与我聊天，让枯燥的旅程变得有趣一些。有时几个空姐围着我抱怨工作如何辛苦，有时一位空姐与我畅谈生活经历等。

有次我在飞机上遇到一位空姐。她对我在交大的经历特别好奇，问了很多关于校园生活的事。她原来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高中，1990年代初期毕业，品学兼优，被保送交大，但同时也入选空姐。当时空姐是时髦行业，受社会热捧，招聘过程在电视上播放，录取率极低，比交大录取率还低。于是她与父母一起决定放弃交大，选择做空姐。我虽然没说出口，但暗自为她惋惜。如果她当初选择上大学，青春年华会更加多彩，眼界也会更开阔。即使喜欢做空姐，大学毕业后还可以争取。但是当时很多市民看待读大学，只盘算毕业后的工资待遇等，实在太狭隘。她也没明说，但眼神里流露出遗憾。我猜是我的语气或表情暴露了我的想法，她察觉后产生共鸣。

因为习以为常，在后来很多年里我都想当然地以为坐飞机都是这样，工作间隙中的空姐们会自然与你搭讪、谈天说地。二十多年后我又在国内坐飞机，发现空姐们对乘客待搭不理，职业化的微笑背后藏着冷淡。最开始我还有点不习惯，后来想明白了。当年坐得起飞机的人很少，像我这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更少。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出差时必须西装革履。大概那些空姐把我看成稀有的青年才俊，所以特别友好。

婆媳之缘

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都安稳后，我和雪梅趁春节假期回东北省亲。自从离家上大学，我习惯于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不愿让父母掺和。认识雪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告诉父母。直到我们讨论结婚了，我才简短地对父母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没想到几天后母亲通知我，她马上要来上海出差。我那时不懂拳拳父母心，还以为只是巧合。多年以后我有了孩子，偶尔回忆当年，一下子悟到母亲那时的心情，便去询问家人，原来她当年来上海就是为了见雪梅。

那时我读研究生二年级。母亲到了上海，我带雪梅去拜见。但她们相处时间终究短，不可能深入了解，母亲拿不准我俩的感情程度。她历来觉得我最优秀，但六四以后她一直为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有女朋友，她的担忧又增加一项内容。她担忧我在交大挨整、毕业分配差、以后工作不顺、怀才不遇、爱情也保不住。她预测我即将遭受一连串打击，怀疑我能否扛得住这么沉重的人生挫折。但在我面前她还是以激励为主。她对我说，“你在交大读研究生，还谈着恋爱，有什么好抱怨的？”离开上海时她私下对我说，她身边有很多漂亮能干的姑娘。言外之意，让我放宽心，不要太在乎；如果和雪梅不成，她还能为我另外物色到好媳妇。母亲在给我打预防针，让我以后被甩时不要太伤心。她当然偏心，高估了她儿子在婚恋市场上的吸引力，尤其轻视了儿子头上的六四帽子对潜在亲家的心理冲击。可惜那个年纪的我对待父母的话，经常左耳进右耳出，不往心里去。这次我也一如既往地顽固和木讷，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所以她说了也是白说。现在回想，父母为我担惊受怕，我却不体谅，惭愧！

再后我毕业，回到吉林，刚进家门，母亲就问，“你和雪梅怎么样了？”我说，“结婚了。”她再问，“什么叫‘结婚了’？”我说，“只是领证了，还没办婚礼。”然后三言两语讲个大概。我强调没办婚礼，是怕她骂我连结婚都没让父母参与。父母经常责备我与家里联系太少，我不想又被骂。听完我的话，母亲没吱声，但过一会儿突然说，“这样也好，领了证，两个人互相猜疑就少了，分开后都可以更安心。”其实在领证之前我告诉过父母，但说得太简略，造成他们半信半疑，觉得不像是真的。领证之后，我在上海忙得焦头烂额，没机会、也没心情向他们详细汇报。他们一直收不到后续信息，又不了解雪梅，自然怀疑我们关系生变。显而易见的可能包括雪梅在最后关头退却、我们没结成婚，或领证后我真要离开上海、雪梅父母压迫她反悔、我们刚结婚就要离婚。我父母觉得无论哪种情况出现，对我都是巨大打击，所以不敢问我最新情况，怕戳到我痛处。这又是一件本不必让他们担心的事！

按常理，我回到吉林后，我家应该为我们操办婚礼。但是我“六四领头学生”的名声，比我人更早回到了家乡。东北远比上海左。当时各单位还在“肃清六四余毒”，稍有职务和地位的人都对六四非常敏感。我父母的邻居和同事们经历过文革，对政治问题都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如果请他们参加一个六四分子的婚礼，他们即使不明说什么，内心也会有顾虑和负担。我家不想让朋友和熟人们为难，我和雪梅也理解大环境。我俩本来就对这种仪式兴致索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请客摆酒席等更是排斥。所以我们最后没办婚礼，雪梅也就一直没机会来吉林。这次春节省亲是她第一次到我家。

在吉林，满眼的冰天雪地让雪梅欣喜不已。于是我带她去登山，远眺一望无际的雪原；再到松花江畔，体验梦幻般的雾凇世界。短暂的塞外假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为了御寒，东北房屋的密闭性都较好，再加上地广人稀，所以室内噪音很少。我们在家里住了几天以后，听觉就变得很敏锐。有时挪动身体，衣物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也会显得很响，让在拥挤和喧嚣中长大的她感觉新奇。在居家日常中，她主动陪我妈干家务，又与我姐妹有聊不完的话。她一心一意想做个好太太、好儿媳，性格简单真实，让人一眼望到底，所以很快我家人就喜欢上她。尤其我母亲，对她态度大变，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个远方来的儿媳妇。

探亲结束，全家人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在候车室里，父亲对我谆谆叮嘱，我垂手肃听。母亲则把雪梅拉到一旁说悄悄话。我在远处听到母亲对雪梅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以后就交给你了…”；雪梅则对母亲保证，一定把我“照顾好”，让母亲放心云云。我不禁暗地里发笑。当然感激她们关心我，但她们怎么把我看成孩童？在火车上，雪梅认真地对我说，她很喜欢我母亲，也和我母亲很合得来。为了强调，她列举了一长串具体理由和事例。可惜听了她一席话，我竟然无感。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她非常重视与我家人的第一次相聚，在吉林待人处事都很用心、很努力。但我视而不见，没有体会她的心境，也不懂得自己的媳妇和自己的母亲关系融洽是多么可贵。现在回想，觉得自己很傻、但很幸运。

爱情在那时的上海

a.租房之所见

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外资企业把西方高工资引入上海，强烈吸引青年专业人员，推动科技领域就业市场水涨船高。公家单位因此普遍经历严重人才流失，只得大幅提高年轻工程师们的待遇，先大量发放奖金，随后逐步增加基本工资。我和雪梅的收入都快速增长，不久远超一般市民，于是我们开始花高价租房，后来又更换过两次。在找房过程中的见闻对我触动很大，影响了我对上海的看法。

当时的住房制度还沿袭毛泽东时代，私人没有房屋所有权。上海市区内所有住宅楼房都属于公家单位。它们把房子分配给员工，收取极低的租金。理论上公有住房不能转租，所以不存在合法的租房市场，但有规模很小的黑市。少数大胆的公有住房持有者，在黑市上高价转租公房，换取现金，以弥补公家单位的低工资。而政府正在酝酿房地产市场化，所以默许了黑市。在那个时代，上海住房极端紧缺，我们不可能从公家得到房子，只得求助黑市。朋友们告诉我，上海市唯一有点规模的租房市场在长宁区政府门前，于是我经常去那个地方逛。时间久了，我对市场的了解也多起来。

黑市上的绝大多数买方是上海本地人，因为结婚或兄弟分家等原因需要租房。我也遇到过一些特例，比如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生嫁给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无业残疾人，台湾人的父母出钱为他们在上海租房。当时在一般市民眼里，每个台湾人都是富翁。这个女孩说话声音总是很大，行为高调，脸上挂着成功者的骄傲。另一位上海本地女士，在外地当兵时嫁给了一位来自上海郊县的军官。两人同时退伍，各回各的原籍。但当时郊县条件远比市区差，女方不愿去，男方就放弃政府分配的工作，来上海自谋职业，于是需要租房。这位退伍女兵怨气很大，逢人就讲上海女人嫁给外地人的艰苦。与我们情况最接近的是一对北方小夫妻。他们本是同学，刚刚从北京的某个大学毕业。女生是北京人，男生是大连人。男生没办法留在北京，于是双方父母托关系，为他们争取到同来上海的名额。在上海，他们不能在单位宿舍里同居，所以要租房。

我本以为在租房市场上会有很多处境像我和雪梅的年轻夫妻，就是外地男青年，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又在上海的外资企业里工作，与上海本地女生恋爱结婚。按当时的制度，他们和我们面临同样问题，就是男方没有上海户口，夫妻不能从公家单位得到住房，也需要来黑市租房。我很想结识他们。人在孤独中打拼，就渴望有境遇相似的朋友，可以交流经验、互相借鉴。但是在那个市场上努力寻找数月，我竟然没有遇到一例！虽然一个人的观察总有局限性，但这个结果还是震撼了我。一个1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几十、甚至上百所高等院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又有成千上万家外资企业，雇佣着大批持外地户口的优秀男青年，但我竟然找不到一对外地男与上海女！联想在学校和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我认识到这是普遍现象。

天然的爱情不可能拘泥于出生地或户籍。肯定有很多外地户口男和上海本地女内心相爱，但是他们都选择了放弃。他们的爱情败给了户口及相关考虑，全军覆没。当时一个年轻外企雇员的收入经常十数倍于一般市民。就算在婚姻中追求物质好处，上海女生与这批精英外地男生绝缘，也明显不划算。在那时的上海，排外与歧视已经极端到非理性的程度。我不禁感慨，这座城市太市侩、这里的爱情太懦弱！

b.不付出真心，怎配得到真心？

一方面我喜欢上海，因为雪梅是上海人、我们在上海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年华、很多亲人朋友还在上海。另一方面，我厌恶当时上海的狭隘排外。近距离观察这座城市多年，结果我对它爱厌交织。记得刚到交大时，我曾惊艳于江南女生的温柔婉约。呆久了才发现，校园里聚居着上万名优秀男女青年，却鲜见勇敢的爱情。与任何地方的青年一样，上海青年也盼望得到真爱，就是希望对方爱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的物质条件，但他们经常为自己的婚恋对象预设了严苛的门坎。比如在交大校园里，绝大多数上海籍女生公开和明确地拒绝与任何不能马上出国、也没有上海户口的男生交往。我理解出国和留沪等对人的一生影响巨大，但也无可否认，这些女生把物质条件放在了真情之上。人与人相处要将心比心，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样的女生凭什么指望有人真心爱她、把她的人看得比她的物质条件更重要？当她老了、丑了，或她的男人官位变高、赚钱变多、遇到更年轻漂亮的女人，她凭什么要求男人不抛弃她？不付出真心，就不配得到真心。

撇开道德，单讲人的自然感情，女生专注利益，即使漂亮、读书好，也很难获得真爱。比如当时交大上海籍男女同学之间并没有户口障碍，却也极少发生真挚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他们都很聪明，又互相知根知底，很容易看懂对方内心冰冷的算计，于是心还未热就先凉了，很难产生爱情。要想获得真爱，就要爱情至上，不能利益至上。利益至上，就扼杀了爱情。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但适用于女生、也适用于男生，既适用于上海籍同学、也适用于外地同学。真的把它讲出来，大多数人也认同。但是在面对现实情况时，太多人选择以利益为重，抛弃爱情。其中少数人在恋爱或结婚之后为了利益背叛爱情，他们对不起爱人。更多人出于功利考虑，不敢追求心中的爱情，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有爱情。他们没伤害到别人，但伤害了自己，错失了难能可贵的爱情机缘。青春不再时他们回首往事，心中的遗憾自己最清楚。

传统爱情有一些基本特点，就是在平常接触中，男生被女生的美貌和人品打动，真心喜爱她，主动追求她。女生则早早准备好自己，留给潜在追求者们足够机会。如果在相互了解后发现男生确实爱自己、自己也爱对方，女生也要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真情。可惜在当年的上海，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婚恋里的利益得失，这种古今中外都通用、简单美好的爱情，在现实中少之又少，近乎绝迹。

c.难寻为爱勇敢的人

在我熟悉的其他环境里，大多数人也把婚恋与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东北，在有一官半职的人家之间，子女联姻经常首先考虑家族利益。在农村和城市中下层，谈婚论嫁有时像卖女儿。但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人，有的出于青年人火热的天性、有的因为对社会无知所以无畏，敢于冲破世俗常规，抛开功利顾虑，追求真心爱情。虽然他们人数很少，结局也经常不好，但是大众还会私下追捧他们的事迹。他们为爱情而勇敢的故事，即使是悲剧，也为沉闷的社会带来些许光明，让芸芸众生感受到一丝因爱而来的生机与希望。

然而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我却没有遇到类似的、拒绝向世俗低头的少数人群体，即使在精英知识分子云集的象牙塔里也没有。这个城市里的人似乎都甘愿屈从环境，懦弱地把自己的心灵锁在物质利益的条条框框里，看到天然的爱情被挤压成丑陋的畸形，也不知挣扎反抗，其中包括身居文化气氛浓厚的名牌大学、处于青春勃发年纪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们。这些天之骄子和骄女们具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追求浪漫精神，也最应该摒弃低级趣味。但他们如此市侩，真让人觉得可惊可叹、也可惜可怜。大概因为被铁腕统治了几十年，本来既精明、又积极进取的上海人已变得卑屈驯服，向上的精神被阉割，只剩下猥琐的精明。他们专注小利，却无视大义，丢掉了“为爱勇敢”的人性之光。

我长期寓居校园，了解社会较晚，但是看懂后我强烈排斥它，不像很多同龄人那样选择改变自己去适应它。我不愿曲意迎合，社会当然不欢迎我，不会为我留下多少生存空间。看清了自己与环境方枘圆凿，我离开上海、出国留学的决心就更坚定，雪梅的人品在我心目中也显得更可贵了。

七  家庭生活

初到美国

在国内打拼几年后，我获得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读博士。不久后雪梅也顺利抵美，与我团聚。从未跨出过国门的两个人，一夕之间飞到地球另一边，按理说应该感到强烈隔膜，但我们却很适应，很快就安居乐业了。我又回到校园，潜下心来做学术。她则地做起了自由自在的家庭女主人，积极出门交朋友、练习英文、做短工等，每天都有新见闻，回来后兴奋地与我分享。我们初到美国，生活既紧张又愉快，两个人都情绪高昂。

经历中美两个社会，我们体会到天壤之别。在这个新世界，我们不再忌惮那个从来没见过、却无处不在的六四黑名单，也不再害怕被政治迫害，或被“内部监视、控制使用”了。身为老百姓，我们不再被官员们欺压和蔑视，不再担心户口、人事档案、粮油关系、单位介绍信、晚婚证明、准生证、独生子女证明、孩子上学资格，等等。我们不再又要花高价、又要偷偷摸摸在黑市上“违法”租房，也不再揣摩单位领导的心思，乞求他发“善心”分配给我们住房…。这类区别还有很多，数不胜数。

在上海准备留学时，朋友们私下交流为什么要出国。一位交大同学充满感情地引用《诗经》中一段话，“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意思是，我供养你，你却不为我着想。我发誓离开你，去那美好的地方。那个美好的地方，才是我的安身之地。这几句诗讲出了没有被奴化的中华远古先民，在面对统治者压迫时，内心怀有的威武不屈。我和雪梅在国内摸索多年，试图寻找未来人生之路，逐渐看懂自己在社会大局中的位置。我们前途道路上那些重大障碍，其实都是掌权者故意设置、并且坚决不想改变的。他们要维持金字塔形绝对极权制度，让最顶端的少数人可以永远压迫其余绝大多数人。出于这个目的，他们极端仇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把中国人分成等级、一层压一层，并血腥镇压六四学生运动。所以中国才有严苛的户口制度、官本位文化、以及体制内待遇碾压体制外等现象，14亿人中至少13亿是受害者，缺乏基本自由与权利，永远被欺压。如果年轻人想有所成就，就必须依附权力，帮助掌权的小集团欺压老百姓。任何人爱这个国家，即使发现它的症结所在、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它进步，也没有机会改变现状。认清这个大局后，我们既不想同流合污，也不想碌碌无为，所以不惜背井离乡，来到美国。

在美国，身上的重重枷锁终于解除，我们自由了！我平时没日没夜地工作。到了周末和假期，我和雪梅驾车去各地旅行，探索我们的新大陆。在缅因州，我们去看浩瀚、苍凉的大海。在佐治亚，我们探访《飘》的故乡。曾经深夜在西弗吉尼亚开车，几个小时不见人烟，四周也没有其他车辆，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俩。清晨在俄亥俄，我们无意中驶入一个大峡谷。左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右边是险峻的高山，直插云霄。高速公路就是悬崖和高山之间的一条线，画了一个巨大的、逆时针的弧形，从眼前延伸到远方，尽头消失在天边飘渺的山与山之间。霞光从左侧照进来，把天空、山峰、峡谷、以及之中的草地和树林都染成一片火红。我们的车飞驰，而这幅壮丽的峡谷风光画就缓缓地变换着角度，超长时间占据我们的视野，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的车曾抛锚在弗吉尼亚乡野，一位警察和几位普通人主动帮助我们，他们的热心与平等相待让我们感激。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在庄严、宏伟的州议会大厅里，我们现场观看议员们议事。在华盛顿特区，我们驻足于林肯纪念堂巨大的内墙碑文前，默读《葛底斯堡演说》，感怀“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在纽约州开夜车，我们在高速路上一片远离城市、无人看管的泊车区短暂休息，偶然一抬头，看到深邃、璀璨的银河从宏大的天穹的一边抹向另一边。亿万颗星星，好像各个清晰可见，都在无声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地、许久地回望它们，心里激荡着敬畏和感动…。

那时我们年轻，精力旺盛，又没有负担。虽然举目无亲，但摆脱了在国内的各种烦恼，心情舒畅，满怀希望。后来有了孩子，这样逍遥快活的生活就结束了。但刚到美国那段时间里的多彩经历、以及对新家园的美好初印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孩子们来了

在美国读博士总是时间漫长。最开始，我的专业偏工科，后来转为商科。期间我们先有了宝贝的大女儿，之后发现我俩都喜欢孩子，于是又多了儿子们。在短时间内我们从两个无牵无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忙碌、沉重的大家庭。总的来讲，在美国的最初几年里，为了学业和抚养孩子，我们面对的压力和平日的繁忙程度都远比在中国时高，但是生活环境却变得平安祥和很多。回想那段时期我们的家庭生活，记忆里既有轻松好笑的故事，也有辛劳拼搏的片段。

生活美好，时间就过得快。在那段如水流过的岁月里，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家里有婴儿降生。每次雪梅生孩子，我都在她身边。看到新生儿从她身体里出来的那一刻，总让我不禁感慨，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只有雪梅能做，而我不可能，所以我理应在其他方面补偿。孩子们的到来逐渐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把我原本简陋的婚恋观从云里雾里拉回到现实。首先，雪梅生了孩子还要养孩子，需要在家务上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就应该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我开始理解她“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再者，有了孩子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钱在生活里的必要性，不那么鄙视钱了。第三，因为养育孩子需要很多物质条件，所以未来母亲要求孩子父亲能赚钱，就合情合理。我开始反省自己原来的愤世嫉俗，并慢慢理解，只要理顺优先等级、不把物质条件看得高过真情，女方在婚恋中考虑男方的物质条件，也是正当的。

雪梅第二次怀孕时，我们的心态远比第一次放松。怀上好几个月了，她才去医院做常规胎检。检查室里，护士用超声波扫描仪察看她腹中的胎儿。随着扫描探头的移动，显示屏上的胎儿形象也跟着变化。我坐在护士旁边，眼睛一直盯着屏幕。待产的父母都有一种隐蔽心理，就是特别害怕未出生的孩子有缺陷。这时屏幕上出现两个大圆圈。我问这是什么？护士故意拉长声调说，“这是两个脑袋”。在那一瞬间，我被吓得心突然往下沉，全身的冷汗一下子涌出来。我以为胎儿是畸形，有两个脑袋！那个护士继续认真地看着屏幕，又过了漫长的几秒钟，她转过头来，带着夸张的笑容对我说，“恭喜你！这是双胞胎，是两个儿子！”我这才慢慢缓过神来，由悲变喜。

因为是双胞胎，所以生产时的阵仗特别大。医生和护士们都很重视，照顾得无可挑剔。生孩子时，所有妈妈都是孤单的英雄，竭尽全力与天地独斗。而爸爸最多是个有心无力的助手。雪梅这一次生两个孩子，挣扎与叫喊也是别人的两倍。生时，她声嘶力竭；之后，筋疲力尽。我忙前忙后，但深感自己没什么关键作用。全部忙完，已经是后半夜。两个宝宝被安置到育婴室。雪梅早已累得昏睡，被推到一间单人病房里休息。我则坐在她床头的小茶几旁，借着昏暗的灯光，在手提电脑上赶写论文。读博士期间，各种严格的项目截止日期一个接一个，我必须分秒必争。

凌晨时分，万籁俱寂。她朦胧中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看到我，便朝我伸出一只手。我赶紧也伸手握住她的手。她回应了一个虚弱、但骄傲的微笑，然后稍微伸展一下筋骨，翻身朝向我，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又睡着了，疲倦得什么也没说。可她的手还抓着我的手，一直不肯松开，仿佛要用手心里的热度向我传递她此时的万千心绪。她头发散乱，都结成了绺；脸上浮肿未消，还带着明显的汗痕。那都是因为生产时她出了很多汗，全身浸在汗水里，后来自然晾干的结果。我立在床边，在静默无声中端详着安然睡去的她，怜爱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久久不散。

很多人说，女人生孩子会变丑、影响夫妻感情。甚至有些太太因此不敢生孩子。其实那都是幼稚、偏驳的想法。孕育小生命确实需要妈妈做出巨大牺牲。每次生育都在雪梅身上留下痕迹，消磨掉一层她原本明艳的青春光芒，但那都抵不过孩子带给她的喜悦和由衷的满足。我也会默默地感动，觉得我们的生命因孩子而交融和延续、家庭有了新希望、平日的辛劳也更有意义。在我心目中，生养孩子是雪梅无私的奉献。她把生命的一部分赠予我们的下一代，为全家点亮了未来，厥功至伟。

容貌与爱情

自从1990年春天的那场邂逅，我一直独爱雪梅。我就是个平常人，认识她之前也倾慕过其他女生，而且喜欢某个人一段时间后就会失去兴趣，很难长情。即使现在，马路上遇到漂亮女人，我有时还会禁不住侧目。但一晃几十年了，我还专情于雪梅，而且不觉得这是难事。我从没觉得哪个女人比她好，是她的好把我变得专情和长情，虽然在外人眼里她也是个普通人。年轻时我就听说“婚姻有七年之痒”、“结了婚的男人都觉得别人老婆比自己的好”等不上台面的夫妻格言。当年不理解，还以为自己太年轻、不懂老夫老妻之间的相看两厌。但是结婚这么多年后我依然没体会到。与上面俗套理论相反，我作为过来人的心得是，如果你认真对待人生就不难发现，那个与你相爱的女人最美、最好。她的其他方面，包括容貌，都远没有她爱你重要。

早在恋爱期间，具体讲，在我对雪梅表白之后、她说她爱我之前，有一次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谈起她认为的、自己外貌上的缺点。大概她正在严肃考虑是否把我升格成她一辈子的“真命天子”，所以想得长远，要把丑话都说在前面，防止我现在“情人眼里出西施”，未来却发现她的不足，然后心中的美丽幻影破灭，埋怨反悔。她详细罗列了自己最不自信的几个长相特点，甚至还讲到女人老了都会变胖，她可能也一样等。总之，她给我打了很多“预防针”。听完她一席话，我心里挺高兴，因为她是我还没追到手的女神，女神竟然这么谦卑，主动承认自己有缺点，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至于她说的那些具体方面，我并不是眼瞎没看见，而是看到了但不觉得是缺点。有些我还认为是优点，增加了她的魅力。说到底，我已经爱上她，就自然接受她的全部，根本没有不喜欢她的任何部分。

多年以后，岳父母曾与我严肃讨论生育对雪梅容貌的影响。生孩子前，她对父母说过她想做全职太太，但他们没当真，以为她只是太忙太累、随口抱怨而已。生孩子后，她想法更明确，开始盘算回归家庭的具体步骤。岳父母得知后非常诧异，完全不理解，坚决反对。他们三人长谈，可谁也说服不了谁。岳父母心急，觉得根子肯定在我。东北人名声在外，大男子主义严重。他们认为我教唆了雪梅，所以她才不想工作。我向他们解释，雪梅要做全职太太，全是她自己的主意，我也不完全理解，但我听她的。这种讨论断断续续好几年。我们逐渐明白，她父母强烈希望她事业有成、经济独立，不辜负他们多年培养，在家里也有地位。他们认为关键问题是雪梅要生几个孩子。孩子少，她就不好意思不上班；孩子多，她做家庭主妇的可能性就变高。于是他们劝我们不再要孩子，劝不动雪梅，就来劝我。他们的核心说辞是，“孩子多，女人就老得快。到时候雪梅老了、丑了，你也不喜欢，甚至会嫌弃。”

生孩子真的让雪梅变老变丑吗？我开始留意，发现她确实变化明显。有时我从某个角度看她，会突然有陌生感，觉得眼前不是那个与我在校园里热恋的女生，仿佛换了个人。那时我们都三十岁出头。她少了学生时代的纤细娇柔，多了成熟女子的圆润和曲线美。好多次我一边看着她忙里忙外、一边暗自感叹，“都生了三个孩子，她怎么还这么好看！”我的自卑感又作祟，怕配不上她。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让她满头乌丝里生出少许白发， 如凝脂的皮肤也有了不易察觉的皱纹。但她精神饱满，目光明亮，常常笑容灿烂，感染身边人。所谓相由心生。我们家庭平顺，她在心底里感到满足。生育的确加速她脱离少女形象，但也让她生命力喷薄，赋予她少妇才有的雍容艳丽。她依然非常美，只是美得与以前略有不同。我依然爱她，只要她不与我吵架或耍脾气，她有皱纹我也觉得可爱，她有白发我也觉得妩媚。她这样改变，我没什么不喜欢，她也无所遗憾。

产妇心理会随身体变化而变化，雪梅偶尔也有容貌焦虑。她还自嘲，“一孕傻三年”，觉得生育后头脑变慢。新妈妈都容易情绪波动，担心自己魅力不再。但我感到她全心全意爱我和孩子们，所以我爱她有增无减，她不需要瞎担心。我不敢断言女人的青春与美貌完全不影响夫妻感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心目中，她的容颜改变、韶华渐逝，都远比不上她对家人的真情重要。这个结论并不来自艰深的分析，而是我切身体会。比如她怀双胞胎时，肚子特别大，好像马上要爆裂，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正常比例。我看到，心里就被柔软的感情占据，其中既有爱又有敬。她也察觉到我态度的微妙变化，所以特别自豪，举手投足像个女王。我确实不再像热恋时那样，看到她飘逸的发梢也会目眩魂摇，但我对她有了新的崇敬感，那是以前没有过的。总之，她因怀孕和生育而身体变形，并没引起我嫌弃，反而使我更爱她。我把这些感受讲给她听，帮助她远离无谓的自哀自怜。

人们常把爱情与女人容貌联系在一起，不言而喻地假设年轻漂亮是爱情的源泉。其实妻子生养孩子、照顾家庭，也可以激发丈夫的爱情，就像男人辛苦养家可以激发妻子爱他一样。但人们很少谈论这后一种爱情，倒是经常渲染女人由于生孩子和为家庭操劳，变得人老珠黄，失去男人欢心。一种观念广为流传，并不代表它正确。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都觉得雪梅好看，包括生育前后。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生养孩子让她精神焕发、身体壮硕。健康与好心情让人好看。二是她左右我心中“好看”的标准。我的美丑标准不是固定的，经常她是什么样儿我就喜欢什么样儿。

爱情是一种连锁反应。我感到雪梅爱我，我自然更爱她；她领会到，又变得更爱我。就这样，爱情激发爱情。感情之外的任何因素，包括容貌，在这个过程中都次要。与流行观念或岳父母的警告不同，我不觉得生育让雪梅变丑。其实爱一个女人与觉得她美是一回事，但美与长相漂亮不是一回事，美不止于漂亮。雪梅富有个性的美吸引我。不但在她生育期如此，后来孩子们长大、我们青春不再时也一样。她真心待我、努力持家，用心程度近乎完满，其他女人就没可能让我觉得比她美，于是我这个俗人也做到了专情和长情。

夫妻磨合

但在孩子小、生活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也有过一场感情危机。事后看，结局有惊无险，不算大事；但在当时我感觉很严重，因为我俩的感情基础被动摇。那时双胞胎儿子不满周岁，大女儿两岁多；雪梅已修完硕士课程，正在工作；我还在读博士；岳父母住在我们家。我们双方父母都多次来过美国，为家里带来天伦之乐。他们帮助照顾孩子，大幅减轻我们的负担。我的研究课题进入深水区，看不清前景。每天早晨起床后，我都快速完成洗漱和早餐，然后赶赴办公室。中午和晚上回家吃几口饭，马上再去工作，直到午夜才回家。雪梅工作很好，当然责任也重，所以心理和我一样紧张，但不像我那样没日没夜地加班。在晚上和周末，长辈们需要休息，雪梅接手孩子。如果我在家，当然也帮忙，但我很少在家。每天夜里，总是一个儿子先哭，另一个儿子随即附和，然后大女儿加入。他们的哭声此起彼伏，催人抓狂。我们从睡梦中爬起来，安抚孩子、检查尿片、换尿片、热奶、喂奶、拍背、等孩子打嗝、再哄他们一一睡着…。这个过程每夜至少一次，经常两三次。从儿子们出生到一岁半，我和雪梅就没睡过完整的一夜。

雪梅是三个婴儿的妈妈，又要应付繁忙的专业工作。在巨大的压力下，她开始焦虑，担心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后来她回忆，觉得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但在当年，我们连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另外，有了孩子后，雪梅心态变化很大。她时刻挂念小宝宝们，我不再是她关切的重点。她开始频繁对我抱怨、发小脾气。虽然嘴里讲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比如我家务做得太少之类，但是那种语气和表情，总让我觉得她对我整个人都不满意。我不知所措，试图多帮她，但不得要领，效果不彰。

有一天她又发牢骚，大意是我不关心家、对她帮助不够等，然后语气严肃地说，“以前我什么事都相信你，现在我不相信你了！”她一字一句，清晰冷静；我感觉一阵冰凉掠过心头。感情永远需要双方共同维持，任何一方停止信任，爱之火就会熄灭。从恋爱时期到儿子们出生之前，每次我们遇到困难，她都百分百支持我。她的坚定信任一直是我内心的巨大动力。而眼前她说出不再相信我，难道她顶不住压力、要放弃我们都在为之奋斗的未来？如果她真的没了信心、撤回对我的托付、不爱我了，那么我们多年以来为彼此做的牺牲、连同这个家，就不再有意义。

现在回想，生活压力和产后抑郁在当时叠加在一起，让雪梅处于崩溃边缘。在她心目中，我是家庭顶梁柱。但在最需要我的时候，她却发现我没啥用。那时养家靠她，因为她的工资远高过我的奖学金；照顾家和孩子更靠她，我的贡献有限。岳父母与我们同住，目睹我们的状况。当年她不听他们劝阻嫁给我，他们曾长期敌视我。随时间推移，这种隔膜已经减弱，但还没有完全消除。现在他们心疼她，埋怨我，自然不方便当我面讲，就经常单独找她表达意见。父母都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他们怕她吃亏，是人之常情，没什么不对。她平时有主见，能够恰当理解他们的话。但在那个时期，抑郁造成她心理失衡，他们的话让她更急躁，对我的怨气也就更大。

工作让雪梅每天忙碌不堪；回到家里，尿片和奶瓶又没完没了。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却逃无可逃，心里既委屈又无奈，于是不时陷入狂想，觉得我们就要支撑不下去了。外在困难属不可避免，我们正努力克服。如果她内心冷静、我们肯于拼搏，完全可以挺过去，就像出国前我们战胜过很多困难一样。关键是她的心理。面对抑郁的折磨，她孤立无援。我是她最亲近的人，她杂七杂八的抱怨和偶尔的口不择言，本质上都是向我求救。但是我的心思全在紧张的学业上，没有及时体察她的煎熬，甚至怀疑她是否还爱我。这是我的不对，说来惭愧。

自从她说不相信我之后，我心里一直冷飕飕。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难得有机会，我们安顿孩子们睡下，交代好父母，然后出门散步。途中为了打破尴尬，我随口说，“假如今天才相识，我们还会喜欢上对方吗？”这本是没话找话的即兴玩笑，说完了却发现它暴露了我的隐忧。那一刻，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我们都沉默了。四周夜色苍茫，那句话仿佛就挂在我们眼前的空气中，想躲也躲不开，想甩也甩不掉。两个人再找不到话可说，只能静悄悄地走在空荡荡、阴森森的林间小路上。回想以前感情好时，我们在一起做什么都高兴；现在有了裂痕，即使双方肩并肩也无话可说，近在咫尺也感觉遥远。记忆里当时月光清冷，成排的参天大树在夜风中摇曳，萧瑟之声如潮水拍岸，一浪接一浪，肃煞迫人。

又过了一两天，她特意安排我们的二人时间，开场就说，“我想通了，夫妻感情最重要，以后不再怀疑这、担心那了，着急也没用”。然后她谈到父母。他们对美国了解有限，对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务的想法经常不现实。她已与他们说过，以后不要总在她面前讲我的不是。她又总结自己的心得，说以后自己要有主见，不应该心太急、听风就是雨等。她的言语对我总有巨大威力。这次沟通以后，我们之间积蓄了几个月的隔阂、以及几天以来已变得无法掩盖的嫌隙，一下子都消融殆尽。其后几年，我忙于学业与工作，家务方面也努力，但不敢讲有多大进步。她肩上工作和家庭两副担子一直不能减轻，但她咬牙坚持下来，并且基本不怀疑埋怨我了。即使偶尔情绪低落，她也不像以前那样全归罪于我。每次想起那段重压下的日子，我都佩服她、感激她。

恋爱并不因为结婚而终止。每当面对生活中的艰难险阻，两个人都会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从爱情里汲取力量。爱有多深，就愿意为对方、为家庭使出多少力气，付出多少代价。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她都毫无保留地奉献，这次危机也一样。经过一番波折与沟通之后，她再次选择竭尽全力，自我牺牲。她说出不再相信我之后的那几个日夜里，我对婚姻的信心降到历史最低点，至今记忆犹新。但是她很快改变态度，重新振作起来，又挑起家庭女主人的担子。我看到了，被她感召，信心回归，我们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更进一步。这种二人相互促进、感情得以升华的过程，结婚前如此，结婚后也一样。

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产后抑郁是一种病。我问她，“当年我那么没用，你是否想过离婚？”她说曾想过“死了算了”，但没想过分手。我吓一跳，第一次知道她想过死，原来她的抑郁曾那么严重！她完全靠自己恢复，我没帮她什么，深感歉疚。另外，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谈论离婚、死亡等阴暗话题，因为早有共识，诚实是我们之间的基本原则。我俩都不喜欢遮遮掩掩，也都受不了对方遮遮掩掩。相识后不久，我们曾谈到对彼此的要求。她说不许我“欲擒故纵”，就是希望我表里如一，爱她就要表达出来，不要让她猜。如果我疏远她，她就离开我。她不想靠猜来维持我们的关系。我对她的要求是，“如果哪天想分手，无论什么原因，都请直接告诉我，不用怕我受不了”。我同样也期盼她有事直说、永远不欺骗我。即使以替我着想、为我好为借口，我也不要。

我们最严重的吵架也发生在那个时期。结婚这么多年里，我们吵架次数不多，总共三五次。每次都由小事引起。最长的，几个小时也就过去了。这个“史上最严重”发生在大女儿大约三岁、儿子们大约一岁半的时候。当时全家一起吃晚饭，但女儿哭闹着不吃。雪梅本来在给儿子们喂饭，就撇下小的，转身照顾大的。我觉得女儿在胡闹，大人不理睬才对，不应该纵容她。于是我们就吵起来了，声音很大。过了个吧小时，我首先投降。她矜持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这样的大声吵架，后来还有一两次，都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但都没有那次激烈。表面上，两个人因为孩子、家务等吵架，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在乎那些琐事。吵架的真正原因是两个人都极端忙碌，有时心力憔悴，按捺不住烦躁情绪。

孩子们三、四岁之后，吃喝拉撒睡大致能自理，我和雪梅还是很忙，但心情舒缓很多，脾气也自然好转。她时而还会有小性子。我看到她脸色阴沉，就会嘻嘻哈哈、哄她以自保。反过来当我意见坚定、情绪激烈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不吭声，等待我的茶壶风暴自然消退。我们没有实质矛盾，又都心存戒备、不想让小摩擦升级，所以就吵不起来了。美国有句形容老夫老妻相处状态的流行话，“从没想过离婚，但想过谋杀”，意思是两人长期在一起，即使互相绝对忠诚，有时也会意见不同、矛盾激化，恨到想杀了对方。但我从没有过那样的心理经历。

雪梅持家

雪梅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并在同一时期完成硕士课程，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找到高科技专业工作，在公司里成为技术能手。我博士毕业后到纽约工作，只在周末回家。她与孩子们留在原地。从周一到周五，她又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三个幼儿，生活异常紧张，每天都是一场战斗，但她样样事都做得好。渐渐地，她的事迹传开。在那个小城的中国人之间，她的故事成了口口相传的佳话，她成了大家谈论的模范太太。每个周末我们都带孩子们出去玩。在马路上、商场里、或聚会中，总有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询问雪梅如何应付了如此繁重、让常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生活安排？我们则有一说一地回答。他们听完后都会祝福我们，夸孩子们可爱，赞叹雪梅真能干！

学校里有孩子的学生不多，大家关系很好，经常聚会。一次我们家办派对，来了一屋子人。我看到一对夫妻默不作声呆在角落里，就走过去打招呼。那位太太是雪梅的朋友，我见过很多次，却不熟。她老公更只是点头之交。这位太太抬头看见我，就毫无铺陈地、很大声地说，“我老公天天在家里拿我和你家雪梅比较，说我笨，不像雪梅，又能生孩子、照顾家，又能上班赚钱！”说话时她的眼睛直盯着我，故意避开身边的老公。她的声音清脆，语气严肃，带着明显的怨气和抗议。房间里的人大概都听清了，但都假装没听见。她老公先是一怔，然后面红耳赤，尴尬地陪着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我，没心没肺地大笑不止。

另一次邻居聚会，一位太太特意找到我，不服气地对我说，她照顾一个孩子比雪梅照顾三个孩子更辛苦。她是雪梅的朋友、全职主妇，有一个女儿，刚刚蹒跚学步。她父母与她同住，帮助照顾孩子和家务。但她还是很忙，并且逢人就历数做新妈妈的各种辛苦。她和我理论，三个孩子可以一起玩，不需要妈妈时刻参与，所以妈妈可以抽空休息；而一个孩子只能和妈妈玩，永远需要妈妈，妈妈就只得一直忙碌。我以前就听说过她常在熟人面前拿自己与雪梅比较，就对她说，“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每天早晨把两个孩子送到你家，让你帮我照顾。这样雪梅就只看管一个孩子，像你现在一样累；而你每天都有三个孩子一起玩，就像雪梅现在一样轻松了”。她听到后立刻心领神会，笑而不语。从此以后，我再没听说她与雪梅攀比。

谈到家庭生活，很多人都好奇有关钱的问题。我和雪梅都来自1970、80年代清贫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按美国标准，我们都算非常节俭。也许继承了父母的思维，我赚钱的目的从来不是奢华享受，而是希望生活里没有钱的压力、思想不被钱困扰、然后可以自由地做喜欢的事。我读博士期间，雪梅自费读硕士，孩子们又相继出生，我的奖学金就显得太微薄了。那几年是我们最缺钱的时候。身边面对类似情形的其他留学生，有从中国来的、也有从其他国家来的，好意告诉我们，他们享用了美国的社会救济，并建议我们也申请。但我们一直没行动。

一天我们带孩子在邻居家里玩，突然需要换尿片，却发现忘了带。女主人随手送给我们十件装一大包。我们要付钱给她，她说不用，尿片来自社会救济，是免费的。她只有一个孩子，就申请到这份救济。她告诉我们美国政府很慷慨，救济计划里各种婴幼儿用品都免费，每个孩子定期定额领取，她家孩子根本用不完。

当时我和雪梅处处省钱，但不敢在孩子身上省。每个月家里花在奶粉、婴儿罐装水果、尿片等育儿消耗品上的钱都数倍于我们大人们的生活费，是一笔沉重的开销。记得我们还认真算过，孩子换一次尿片的成本，包括尿不湿、湿巾纸、爽身粉等，大约0.3美金，每个孩子每天要换5、6次，三个孩子一天大约5美元。当时官方汇率是8.3，实际汇率更高。孩子们拉屎拉尿，一天就要40多人民币。我在中国读研究生时，每月生活费才80元。而拉屎拉尿的相关费用还只是育儿总花销的一小部分。那时我们实在缺钱，必须精打细算。邻居讲的社会救济就显得特别诱人。

那天吃晚饭时，隔着餐桌我问雪梅，“我们要不要考虑社会救济？”她抬眼与我对视，还没开口，我们就从彼此眼神里看懂了对方的心思，前后不到五秒钟。我们都藏着一份自尊，以独立为傲，不想依靠他人或政府。当然，孩子们的福祉高过这份自尊。如果他们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我们大概会放低自己、申请救济。但当时情况还远没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决定不伸出乞求之手。

那时雪梅操持家务、管钱，我配合她，我们用各种办法开源节流。比如她的硕士班规定，一个学期内修三门或更多课，学费都一样，于是她就同时选很多课。虽然很忙很累，但可以提前毕业，节省学费。这期间双方父母帮我们看孩子，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向信用卡公司借了一部分钱，又得到一点父母的资助，最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个时期。因为养成了节省的习惯，再加上美国的高工资，所以她工作后，我们的财务收支立刻平衡。我工作后，我们再没感到过钱不够用。她继续主管家务和钱，我乐得远离这些事。说来有趣，我的专业是商科，工作中天天和钱打交道，生活里却很排斥钱。

工作几年后，我的级别和作用都大幅升高。一次我出差去见几位重要客户，由两位做销售的同事陪同，从纽约出发，经停多个美国大城市。路上寻开心，他们开始讲自己老婆的笑话。一位说，他太太不久前买了一辆豪华车，但是莫名其妙地不喜欢，所以刚刚又买了一辆更贵的。另一位紧接着说，他请太太安排年度家庭休假，结果太太背着他自己做主，与几位闺蜜家庭合伙，租下一个埃及小岛，来回都租用私人飞机。我在旁边听着，与他们一起嬉笑，心里却很受触动。相比之下，雪梅太节省了，从不主动要求奢华。我平时想不到给她买贵重礼物，于是暗自决定要改变。

途经西雅图，白天忙完公事，晚上难得空闲。同事们推荐了一家欧洲名牌店，于是我就跑进去逛，心态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很快我被几位美女售货员围住，接受关于奢侈品的“速成教育”。她们认真讲解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为雪梅选了一个天价女式包。出差归来回到家，把包献上，没有料到，雪梅觉得它没用、又贵，坚决要我退掉。我再三请求她收下，也曾提议去换别的牌子或款式，她却心意已决，毫无商量余地。其实我理解她。她并不怕花大钱。以前买更贵的东西，她都干净利落。她不同意买这个包，因为觉得这是乱花钱。她认真做家庭女主人，并有一整套自己的标准。而这套标准里包含“不乱花钱”。

我回到公司上班，那两位同事问起雪梅是否喜欢那个包。我说退了。他们再问，是不是雪梅觉得它还不够高档？我就讲了经过。他们听后大惊失色，连声感叹，“Saint！（圣人）”、“Angel！（天使）”。之后，这件事很快在公司里传开，变得人人皆知。不久后公司年终聚会，这两位同事偕同他们的夫人，一起跑到我和雪梅面前，严肃求证“天价包事件”的来龙去脉。两个男人先发问，两个女人竖着耳朵听，然后女人们插嘴补充问题。听到雪梅亲口逐一确认事件的所有关键点之后，两位太太的神情变得严肃和若有所思。调查完毕、他们起身离开时，两位男士似笑非笑地斜觑着自己的太太，仿佛在说，“看看别人家的太太！”两位女士则凝视着雪梅，眼神里全是敬意。

终于回归家庭

在我读博士期间，雪梅在父母面前表露出回归家庭的愿望，招来他们坚决反对。为解除她的后顾之忧、确保她专心学业和事业，他们提出多帮我们照顾孩子。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非常感激！我当然早知道她要做全职主妇，也一直为之努力。但我的奖学金太少，短期内承担不起，于是她只得在父母监督下读硕士和工作。按理，她是否回归家庭，我应该参与决定。但他们一家三口讨论时我插不上话，实际上成了旁观者。

作为原则，我总支持雪梅，但并不真理解她为什么一定要做家庭主妇。她父母的反对促使我重新审视她的想法是否合理，于是我开始观察周围人。一些外国同学的太太不工作，家庭过得似乎也很好，但他们的文化和处境与我们不可比。在所有中国留学生家庭里，都是夫妻双双拼命找工作。因为大家首先面对移民问题。夫妻二人都有雇主、同时申请居留身份，成功率远高于一个人申请。其次，当年留学生都很穷，奖学金又不足以养家，太太的收入就显得重要。只要还没有孩子，或孩子稍大些、可以上幼儿园了，中国留学生的太太们都渴望工作。其中一些长期找不到工作，实际上就是家庭妇女，但因此更努力找工作，绝不放弃。总之没谁主动回归家庭。

没有可参考的例子，我有点茫然。平均下来，我们每年都能遇到一两对同学夫妇。因为彼此相熟，聚会时我常发问，“雪梅不想上班，想做家庭主妇，你们怎么看？”几乎所有人第一次听说时都惊得目瞪口呆，表示不可思议。雪梅于是解释，比如讲，“我与公司老板无亲无故，他们本质上只是利用员工。我为啥要把最好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他们？不如留给自己家人…”。这时对方太太就会很感兴趣，与雪梅贴心长谈。一位交大女生事后总结，“我从来没想过不工作，因为身边没榜样，我们也没那个条件，想也没用。但听雪梅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做家庭主妇也很好”。这个说法很具代表性，其他多人反应类似。这些反馈让我逐渐认清，别家太太不做家庭妇女，主要因为没条件，或没深想过。她们并没发现我不知道的、做家庭妇女的重大缺憾。雪梅要回归家庭，不是她想歪了，而是因为她想得比别人更深。我不再为她的计划不安，虽然还是不完全理解。我也不需要完全理解。无论什么事，只要她真想要，又没有重大不妥，我都支持她。

我工作后，家里收入有了保障。又过了两年，小女儿出生，雪梅顺势不再工作。这距离她第一次告诉我她梦想做家庭主妇已经十几年了，我们终于实现了她少女时代的愿望！在同一时期我筹备创业。我所在的行业竞争极端激烈，我必须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才有机会。于是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平时每天工作到半夜，只在周末回家。雪梅则承担起全部家务，包括照顾四个孩子。每个周日晚上我离家去公司，因为有她做后盾，我才可能安心。周五下班后我回家，但每每从周四开始，我整个人就莫名地喜悦，仿佛有音乐在耳畔暗暗演奏。那时我真正体会到雪梅回归家庭对于我和孩子们的意义。因为她全职在家，孩子们才享受到良好的生活质量，我才有创业成功的可能。她让我们忙碌的每一天都充满温馨。在我上班、三个大孩子上学时，我们都盼望回到她身边，因为她就代表我们共同的家。

我心目中的雪梅

我在纽约工作时，同事和朋友中有很多优秀单身青年，有男有女，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名校毕业、聪明能干，都是高薪专业精英，却经常抱怨爱情难寻。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岁，有一个大家庭，在他们眼里有点另类，所以在一起吃午饭、或下班后聚会时，他们常与我讨论婚恋问题。有些女生问，怎么做才能找到男朋友？我总回答说，这看似玄妙，其实很简单。你要留长发，穿高跟鞋、束腰长裙，不要戴眼镜。在天气好的时候，比如春秋季刮微风的日子里，你要经常在环境优美的地方走动，比如在大学校园里或草坪旁，脸上要带着自然和自信的笑容。你这样做，就自然有男生主动追求你。我说得一本正经，听者中有人认真追问，也有人哈哈大笑；有人觉得是好主意，也有人怀疑。现在回想，我的建议太过具体，有点滑稽。

与雪梅相识，对我一生意义重大，记忆与体会渗入潜意识，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她对我的关键作用，很多只有我清楚，外人看不见。比如从十几岁起，我不时陷入高强度冥想，有时想着数学或物理问题，有时想着人生与社会等，可以昼夜不停，连续几天，让我筋疲力尽，却又无法自拔。情况严重时，我觉得自己落入了孤独的深井，越来越远离身边人群与现实，仿佛就要与他们脱钩，滑向黑暗的井底。在遇到雪梅之前，这类负面心理影响到我生活中很多事。家人与朋友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帮我。但与雪梅相爱后，即使在我们相距遥远时，我也觉得她离我很近。只要我找她，她总在那儿；只要我伸手，就可以够到她；如果我用眼神探求，她就会投回懂我的目光。于是我有了一位可以信赖的伴侣，也就有了一条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救命通道。她对我非常重要。有了她，我才逃离近似病态的孤独感。

因为我在纽约，我和雪梅平日分居两地，都非常忙。周末在一起，还要奔波于孩子们的各种活动之间，仿佛每时每刻都被具体事务占据。无论面对面还是在电话里，我们的交谈总是关于眼前迫切的现实问题，语气永远急促。生活压力下，我们不再有机会经常谈心，也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彼此。但是，也许她都不知道，在夜深人静、凭窗仰望月空的时候，或者在开车往返两地的途中，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比如答应我求婚时她激动、坚定的泪眼，在北京重逢时她的喜悦，大女儿出生时她骄傲的笑容，等等。但我回想最多的还是初识的情景。她灿烂地微笑，衣裙飘逸，风采照人。在我回忆的画面里，她周围的人与物都淡去，只剩下她走在蓝天和大地之间，天地成了她的舞台，她就是我的女主角。这样的思绪提醒我劳碌的意义和家庭的源头。我们每天忙于工作和孩子，但是我们在一起不只是为工作和孩子，而是因为我们相爱，因为她是我心中的最美。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遇到过很多来自上海的朋友，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在上海长期生活过的外地人。初次见面时总要互相介绍。当听说我不是上海人、我们也不是因为要出国才结婚时，他们经常惊讶。有些人会礼貌地旁敲侧击，问雪梅家在上海哪个区？读的是哪所中学？父母做什么工作？等等。他们无非好奇，雪梅是“正牌”上海女生吗？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困难，才不得不嫁给一个外地人？因为我经历过多次类似场景，所以总在刚开始时就领会他们的目的，但还得像背台词似的一一回答他们那些表面问题，“…静安区、育才、交大教授…”，然后看着他们的表情由惊讶变得更惊讶，我就觉得有点滑稽，但还要控制住自己的表情，不让他们察觉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避免他们尴尬。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也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都这样，我就感慨，上海人婚恋中的地域观念这么重，雪梅选择嫁给我，真不容易！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颗为爱勇敢的灵魂。

感悟夫妻关系

追求爱永远没有止境。我和雪梅都努力爱对方，也都相信对方爱自己。这种爱情里的对等，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夫妻平等。年轻时我模糊地以为夫妻平等就是“夫妻一样”，丈夫和妻子都有职业、都照顾家，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分主次。我俩的婚姻观念本来差别很大，但因为爱她，我听从了她的安排。现在回头看，如果她当初没那么坚持，按照我的粗浅想法，我们很可能会与其他同学一样，选择夫妻都工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太可能生养四个孩子，孩子们年幼时得到的关怀和照顾会大幅减少，我的事业也会更多地被家事拖累。事实证明她要求的“男主外、女主内”符合我们的实际，远比我的构想更合理和有效。

很多知识女性认为婚姻不太可靠，自己一定要保持经济独立，以备不测。或即使一辈子婚姻完整，她们看到夫妻间总存在相互抗衡的一面，觉得有份工作能让自己在二人关系中更有底气。雪梅不那么想。她年轻时的工作收入高、又很体面，她却主动放弃了。我们当时的前途并不确定，她却让全家都依赖我一个人，因此把我推成一家之主。实质上，她赌的是婚姻永不失败、夫妻永远同心。与我在一起，她没为自己留后路，选择完全信任我。

《圣经》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又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是妻子的头”。年轻时我以为这些话违悖夫妻平等原则，但长期家庭生活经验加深了我的理解。《圣经》把夫妻比作基督与教会。基督爱教会，教会爱基督，二者之间有最完美的爱。《圣经》对夫妻相爱的要求之高，令人生畏，也常令我惭愧。如果一对夫妻像《圣经》说的那样彼此相爱，他们就真正平等了，因为夫妻平等的基础，也是婚姻美满的根本，就是爱，而不是社会地位、赚钱能力、或其他功利因素。《圣经》承认男女有别，推崇丈夫领导家庭、妻子跟随丈夫。其中的领导和跟随只是责任和分工不同，不代表人格有高下。在我熟悉的家人和朋友里，大多数女人把家庭看得最重要，通过支持丈夫和养育孩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这样的女人相配，男人必须挣钱养家，保护家人，领导全家。雪梅要求我主外、她主内，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因此产生高低贵贱之分。

其实除了要求“我爱雪梅，雪梅爱我”之外，我对婚姻没什么特别坚持的观念。在这方面我很少费心思，因为她思考得比我多、比我深，我听她的就可以了。我俩的相处、以及我们整个家庭的运作，从来都以她的想法为准。

八  结束语

这就是我和雪梅从相识，到最小的孩子出生，那十几年青春岁月的概况。刚下笔时，我只想记录在洛基山上谈到和想起的一些好笑往事。之后把初稿拿给朋友们看，没想到他们反应热烈，远超我预期。在感慨人生与爱情沧海桑田的同时，他们提出很多新问题，探究我俩当年经历与思想里的方方面面，让我感到文章原有构思太简略，情节欠缺连贯性和逻辑性。于是我开始修改，添加两人相识、相爱、结婚、生子等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并着重介绍我们面对的大问题、各自的想法与选择、以及事后的反思。写多了，想到的就更多，但篇幅已经很长，我只得匆匆收笔。在埋头写作时，我一直觉得是在把我们的故事写给心中那些亲切和熟悉的人们。

首先，我要写给我和雪梅的交大同学们。在国内时，我们相识、恋爱、职场打拼、最后出国等，每一步都得到同学们的帮助。比如我第一次邀约雪梅，就是请一位共同好友牵线。刚恋爱时，两边同学分别为我们打探消息、出主意、分析形势等，帮我们克服最初的陌生感。毕业季我找工作，多位同学帮我联系他们自己的单位。刚从北京回到上海时，我借住在同学的宿舍里。后来我需要租房，同学利用社会关系帮我寻找房源。出国前我缺美元，同学帮忙去黑市换…。每当我和雪梅想起这些老同学，就觉得很温暖、很感激，觉得我们和他们密不可分。

客观地讲，当年同学们祝福我和雪梅，但也怀疑我们是否能长久，因为他们在那时就预见到我们后来遇到的各种困难，并且他们见过或听说过太多校园情侣在与我们类似的处境下选择分手。后来我和雪梅真的结婚生子、生活美满，出乎很多人意料，所以大家自然好奇我们的经历。毕业后几十年里每一次同学聚会，都有人问起我们的爱情与奋斗史。这次洛基山聚会也不例外。我把回忆写出来，就是对亲爱的同学们做出交待，并衷心感谢大家的帮助和祝福！

人们总把“困难”和“痛苦”联系在一起，觉得外部困难就会带来内心痛苦。当年那些在毕业时选择分手的校园情侣们，就是害怕未来的困难会让自己痛苦，所以主动放弃。我和雪梅的感受却不同。如周围人所料，我们婚恋遭遇一连串困难，比如父母反对、两地分居、没有户口等。困难给了我们很大压力，但爱情带来甜蜜与希望。二者相抵，困难与压力就不算什么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幸福也远比痛苦多。

回想当年，我们被自己爱的人爱着，满怀希望地拼搏。我们运气比较好，最后算是心想事成。但是任何人在爱情与奋斗中度过青年时代，即使后来失败了，也不算虚度光阴，也会青春无悔。艰难可能挟带痛苦，但也是让人生精彩的机会。逆境中我和雪梅从爱情里汲取勇气和力量，各司其责，努力打拼。肩并肩的奋斗让我们更加了解、信任彼此，我们因此变得更亲密，爱情也更牢固。我把这些经历讲出来，就是为了佐证爱情不仅美丽，而且可以释放人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帮助人冲破看似坚不可摧的险阻。只要双方都献出真心，困难与挫折也无力泯灭希望。只要同心协力，无论是否终成眷属、是否万事如意，相爱的两个人也可以一路快乐。所以爱情值得被信赖，应该被追随！

第二，我要写给雪梅的家人、朋友、和过去的同学、同事们。在育才中学、交大和美国的硕士班里，她都学业优秀、乐于助人，被老师和同学们喜欢。她在中国和美国都做过工程师，因为能力强、做事又好又快，受到老板和同事们尊重和欢迎。她父母和亲友们本来期望她以事业为重。在得知她做全职太太后，他们曾惊讶和不理解。其实无论照顾家庭还是出外工作，做得好的人都应该受到大家尊重和鼓励。雪梅把家和孩子们照顾得很好，我们很幸福。她的成就不逊于任何上班的人，值得家人朋友为她骄傲。

年轻时，男生和女生都忙于学业和工作，区别不明显。但中年后结局揭晓，绝大多数女生还是选择以家庭为重，事业次之。无论家庭型还是事业型的女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都经历奋斗和磨练，都品尝过失败的酸楚和成功的喜悦。但前者经常默默无闻，而后者有更多机会被外界了解。原因很简单，贤妻良母们把主要精力给了家庭。如果家人都不说，外界就无从知道她们的故事。在共同生活中，我目睹雪梅对爱情的忠贞、在重大抉择中体现的高贵品质、面对艰险时的挣扎、心想事成时的喜悦等。在很多时候我是唯一见证人。与那些事业成功的女生一样，她的人生也波澜壮阔、可歌可泣。如果说出来，也可以激励人，对社会有益。所以我要为她写这篇传记，以告慰所有关心她的人。

第三，我要写给我们的四个孩子、以及家族里其他晚辈。人受教育多了，经常以为好的决策都基于清晰冷静的对比和选择，包括恋爱和婚姻，其实不然。冷静思考固然必要，但人生重大决策更多基于信念，而不是瞻前顾后、权衡利弊。尤其在年轻时，你还没什么经验，未来又很不确定，决策信息无可避免地匮乏，即使你想冷静全面地分析和对比之后再做选择，你也做不到。比如毕业分配时我拒绝寻求岳父母帮助留在上海，对后续事态影响巨大。但我当时并没对此深思熟虑，只是为了保持内心干净。类似地，雪梅为我拒绝其他更稳妥的追求者，也不是因为她看清我更有前途，而是因为她坚信要爱就爱一辈子，绝不为了利益更换爱人。

对于忠于爱情的人，爱情是一种信仰。相识后不久我就发现，在雪梅温柔的外表下面蕴藏着一股狂热。她忠于爱情的方式经常是“燃烧”自己。看到自己的努力与牺牲让爱情之火越烧越旺，她由衷地感到满足。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她一直保持着这种热忱。看懂这点之后我觉得，她这样追求爱情，与先哲们历尽千辛万苦追求真理与正义，本质一样。他们都全身心朝自己认定的崇高目标奋斗，在奉献中快乐。他们的满足感源于给予，不源于索取。这其实就是基督的精神。它是卓越人生的真谛，也是爱情的真谛。勇敢追求爱情也是伟业，勇敢追求爱情的人也是英雄。

爱情是人生终极目的之一，不但独立于财富、地位、名声等世俗目标，也独立于婚姻与家庭。爱情经常导致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但那只是爱情的副产品、不是目的。爱情的目的就是爱情本身。假如我和雪梅在一起后发现彼此不适合、分手了，或愿上天永远禁止，在未来某个时刻我们感情破裂、婚姻失败了，是否就证明我们年轻时的爱情错了、曾经的奋斗与牺牲都白费了呢？不是的！因为爱情在当时就赋予我们灵魂上的满足，激励了我们，让我们平凡的生命迸发出异彩。

在我们身处困境、需要审视内心、凝聚力量时，雪梅曾多次在我面前自我刨析，比如在上海她父母要求我们分手时，或在美国她被产后抑郁症折磨、觉得生活难以为继时。她说我是她在最好的年华、选择最多时的自主决定，不是父母替她选的，也不是受环境、年龄等因素逼迫下的不得已。在最渴望爱情的年纪，有机会抛开一切，投入一场纯美爱情，然后与爱人终成眷属，在爱情中度过余生，她认为这就是梦想成真，为此所有艰难都值得，所有不眠之夜、担忧、和眼泪都不算什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她都无怨无悔。作为她最亲密的人，我的理解是，她最重视的爱情“回报”，包括幸福感、对未来的信心、对生活的驾驭感等，都在她内心、在当下，而爱情的外在或未来好处都只是锦上添花、相对不重要。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精彩爱情，关键在于他能否听懂来自心底的召唤，勇敢追求爱，抵御各种现实诱惑等。可惜太多人认为爱情只是获得某种“长远幸福”的手段，不理解爱情的目的就是爱情本身。他们贬低了高贵的爱情，也为牺牲爱情、换取地位财富等世俗好处找到借口。那些东西可能让生活更舒适，但无法弥补爱情的缺失。年轻时我见过很多人选择为利益婚恋，不敢追求真心爱情，或者对已经开始的恋爱，甚至婚姻，失去信心，轻易放弃。近年来我又遇到他们，已是中年、事业有成、家庭完整，但还暗地里惦记着年轻时没开始、或没有进行到底的爱情。他们心中的遗憾溢于言表。

爱情并不高深复杂，年轻人无需羡慕前辈的经历，因为爱情也会从你心里自然生长出来。我和雪梅的关系比较传统。年轻一代的处境与我们不同，爱的表现形式也可能不一样。其实每一对恋人的相处与处世方式，都是他们在现实中靠自己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只要双方都真心，爱情就会美好，具体形式不重要。现在很多孩子受流行风潮影响，以为用一百只蜡烛、一千朵玫瑰就能制造出浪漫、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怕难为情地示爱就是勇敢，这种想法太肤浅。浪漫源于两人心心相印。你真心爱对方、并感觉到对方也真心爱你，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会觉得浪漫。面对困难、逼迫、诱惑，你们不为所动，依然坚守忠诚，才是真的勇敢。

所有人都应该珍视爱情，想做贤妻良母的女生尤其如此，因为爱情经常是她们生命中最伟大、最美丽、和最重要的事，直接关系到她们全身心的努力是否值得，以及一辈子过得是否有意义。

很多男人相信，甚至一些女人也认同，爱情是性欲的衍生品，那是荒谬的。爱情里有性，但是爱情并不从属于性。爱超越性，远比性珍贵，也远更难得。在追求性满足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的人，不会因此获得爱情。奉行这种观念的人是缘木求鱼。

最后，我要写给雪梅和我自己。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全面回顾青年时代，并厘清一路走来雪梅曾为我放弃的其他人生选项，发现为了爱她如此坚定，为了我和我们的家，她甘愿付出了那么多！年轻时我热烈地爱她，却不太会从她的角度想问题，造成对她理解不足。现在回头审视，我获得很多新领悟，在更深层次上重新发现她待我始终如一。她做人心如明镜，从来什么都懂。关于我前途里的重大风险，她与她父母旁观者明，有些地方比我想得还透彻。但她依然选择了我，并且义无反顾，断了自己所有后路，包括不得不与她父母冲突。她对我的情义从没打过折扣，可谓真爱不相欺。认识到这点，我又被深深震撼，内心又为她激荡。大爱不言谢，但愿我配得上她，但愿通过努力，我能帮助她过上她想要的生活，或至少不留大遗憾。

在回忆和落笔的过程中，当年种种或甜蜜、或艰苦的场景又回到我脑海里，自己也被感动。我们这样一对平凡夫妻也经历过那么多波折与拼搏！眼下我们生活平静，不再面对严重威胁或困难，山盟海誓自然而然变成了柴米油盐。希望这篇文章能促使我们重温对爱情的执著。遥想当年，无论在幸福的热恋中、还是在艰难的逆境里，我们都坚信、守护了彼此。今后我们还要互相勉励，切莫在安逸中淡忘了承诺，谨防琐事磨损掉感情。过去的爱情是未来爱情的基础，但不是保证。我们还要在每日生活中互相珍惜、互相成就，让共同的人生之路继续精彩，并充满意义。

今年是我们结婚二十五周年，这篇回忆也是我送给雪梅的银婚礼物。

【正文完】

初稿成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下旬，后来热心读者们提出很多问题，并给予真诚的建议和批评，于是文章又有了多处添加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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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读者

文章发出几个星期以来，在各种场合、通过不同渠道，我陆续收到很多读者感言，绝大多数发自肺腑，让我心暖。感谢大家！原以为文章中有太多关于交大、上海、和上世纪80、90年代的元素，很多读者不熟悉，会有隔膜感。现在看来这种担心不必要，真心的爱情故事有足够力量穿透那些屏障，让不同时空中的人心产生共鸣。

论教育背景，我本是理科生，重逻辑轻感情，近数字远笔墨。我之前从没写过情感类文章，这篇源起偶然，是被朋友们刨根问底后的自然天成。落基山聚会时，同学们问我和雪梅相知相恋的过程，态度认真，触及关键细节、以及我们当时的深层思想。最开始我有点惊讶，但仔细品味后就明白了，很多同龄人在反思人生与爱情，那些尖锐的问题就来自这类反思。思考的人经常希望与别人交流，了解别人的经验，作为审视自己和理解社会的参考。在聚会中，大家把我和雪梅当作了这样的“别人”。

年轻时，同学们憧憬美好爱情。但经过或平淡、或起伏的半生，看到太多爱情输给利益考虑、或在平淡中消磨殆尽，于是很多人暗自灰心气馁，甚至怀疑真爱是否存在。聚会时朋友们推敲、甚至质疑我们的故事，因为心里有一个更大、更根本的疑问，就是在我们年轻时那个真实环境里，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能否战胜严苛的户口制度、毕业分配、两地分居、父母反对、出国潮等强大现实障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并带来一生幸福？我的回答是，“只要坚持就可能！”我希望所有人都不放弃对爱情的信心。这个宗旨、外加同学们恳切的态度和充满洞察力的问题，促使我严肃回忆几十年前的经历和想法，然后认真组织语言，把我们的故事讲清楚，并在后续讨论中尽可能理解每个提问者、有针对性地回答。这样深入交流后，文章就水到渠成了。希望它能抛砖引玉，为严肃的读者提供思考时的借鉴。

私下里，失恋或离婚的人更愿意倾述，幸福的人相对沉默。在流行影视和文学作品里，绝大多数美满的爱情故事幼稚虚假，比如琼瑶的很多作品。而爱情悲剧经常更写实、让人信服，比如1990年代风靡上海滩的《孽债》。这造成很多成年人因为很少见证真实可信的爱情成功故事，所以不太相信爱情，觉得“软”的爱情不如“硬”的物质条件可靠。他们于是堂而皇之地宣扬似是而非的婚恋观念，比如门当户对、城市人不要配农村人、大城市人不要找外地人等。这些论调可能伤害不经事的青年。年轻时就对爱情没有信心的人，不太可能勇敢追求爱情。少年人内心对真爱的天然渴望，如果被市侩观念泯灭，即使爱情机缘就在眼前，他们也会无视，或不知珍惜。每每听到这类误导人的观点，我总不以为然，但也没有能力或愿望逐一反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亲身经历写出来，让读者看到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如何激励两个平凡的人奋发向上，克服各种阻碍，人生过得满足且有意义。

在写作过程中，我收到很多上海朋友的意见、建议和鼓励，对文章很有帮助，我非常感激。但是由于文中批评当年上海的社会风气，一些上海读者表示难以接受。他们人数虽少，但态度明确、且反映一股社会思潮，让我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我在上海生活多年，内心喜爱这座城市，自视为半个上海人。我批评上海，不是为丑化它，而是替当年的上海青年惋惜。这里讲的上海人并不都土生土长，也包括从外地来沪、并接受此地流行思想的很多朋友。上海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引领全国，吸引各地优秀青年云集于此。上海青年，尤其是上海顶尖大学里的莘莘学子们，具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去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但是他们中太多人相信了功利婚恋观，包括狭隘的地域观念，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让自己错失爱情机会。我看懂了，不禁为他们唏嘘，于是直抒己见，希望能帮助他们看清一些人生道理。

几十年来，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等，一边倒地负面描写那个时期的上海人。大家熟知的艺术形象，比如《渴望》里的王沪生、《芳华》中的林丁丁、《孽债》里为回城而抛妻弃子、或抛夫弃女的上海知青群体、以及众多电视连续剧里的上海人，都是为利益背叛爱情的刻薄角色。《芳华》的作者严歌苓，本身就是上海出生的女生，她笔下与她同龄的上海女孩同样也是无情无义的物质女。我和朋友曾逐一回忆广泛流传的、反映我们这代人青春年华的文艺作品，竟然都没有找到不惧困难、坚定捍卫爱情的上海人角色。雪梅是标准的上海姑娘，文中故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这篇为她写的传记，刻画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勇敢，实际上反驳了流行文艺里大量存在的、对上海人的习惯性偏见。

我在文章中探讨上海人的地域观念，并批评当年上海的排外，其实是同学和读者们推动的结果。在落基山上第一次讲我们的故事，我本没在意我是外地人、雪梅是上海人这件事。但在私下交流时，同学们最关注的就是外地人与上海人的婚配，最热烈的争论也围绕地域与户口等问题，让我始料未及。后来在各种场合与读者交流，类似情况又出现。年轻时我和雪梅经历那么多波折，当然真切体会过社会上强烈的地域意识。但在我俩之间、以及我的思想里，地域从不是大事。雪梅在交往之初就跨过了这道门槛，从此再未回头。我俩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爱就爱了，不管对方来自什么地方。在海外生活的几十年里，地域更不是问题，我们早已淡忘。现在突然发现大家依然那么重视它，并且想法与我们差别巨大，让我觉得应该认真对待。

有读者反应，文章里议论太多，让人不能痛快地欣赏爱情故事。这是我故意为之。我不想把我们的故事写成通俗言情小说，而希望为严肃思考人生和爱情的读者提供一个真实、完整的案例。最初，我在聚会中的口头叙述、以及本文的早期版本都只讲情节、很少议论。但是朋友们听过或读后，讨论的话题迅速深入，很快就上升到人生哲学与世界观的高度。他们提问的焦点包括，当年我和雪梅是否有隐藏的、更关键的功利目的？我们一见钟情是属于精神层次、还是因为雪梅“有一副漂亮的物质皮囊”？女人不工作、不挣钱，家庭地位会不会降低？爱情的源头是内苯乙胺、多巴胺、或人体里其他化学物质吗？等等。我理解这些提问者，因为我思考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是大家讨论的抽象程度之高、议题深化速度之快，还是出乎我预料。大概参加讨论的读者们都聪明博学，对爱情、人生、和社会思考得已经很深，不屑于言情小说式的肤浅浪漫。

这些讨论也暴露，即使在背景相似的同学中，深层次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巨大差别。中年后回头看，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人生和爱情经历的不同。但在平时，即使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极少谈及这类话题。现在大家因为我的文章而开始深入交流，我备感荣幸。记得在学校时，有的同学读琼瑶、三毛等言情作家的作品，被感动得激情满怀，但是后来面对自己的婚恋时，想法和行为照旧遵循现实考虑，背弃浪漫精神。究其原因，那些作品为了商业目的，着重煽情，却思想浅薄，不足以帮助人应对真实的生活。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也那样，只感动人、却不为人带来实在改善。我的读者已提出深刻问题，我就应该以诚相待，完整透彻地回答。所以我努力把当年的形势全景、我们的想法、以及后来的反思都讲出来。也许文字会因此变得抽象一些、阅读时会多一份沉重，但这样写对态度认真的读者更有用，所以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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